军士学校出身的空战英雄
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驾驶F-86F军刀式战斗机的荣承恩将军。(荣承恩将军提供)
提到抗战期间的「飞将军」,也就是中华民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飞行军官。在效法美军制度建立的中华民国空军里面,恐怕很难想像有如同日本或者英国那样的飞行士官存在。可实际上在抗战初期,中华民国空军还真的培养了整整六期的飞行士官,并且将他们许多人投入了与日军的作战。
目前居住于台北市松山区,官至国防部常务次长的荣承恩中将,就是空军军士学校毕业的代表性人物。军士学校毕业后,荣承恩没有被分发到并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3与第5战斗机大队,所以他不是「飞虎队」的一份子。没有进入国民政府最嫡系的第4战斗机大队服务,也使得他从一开始就与「皇家空军」的称呼绝缘。
与大多数军士学校毕业的飞行员一样,荣承恩被分发到了抗战期间在空军中被视为「杂牌军」的第11战斗机大队。他们装备的飞机从头到尾都比其他三个战斗机大对落后,穿在身上的飞行服看起来也比别人土里土气。然而,这群军士学校出身的飞行员并没有因此怀忧丧志,他们反而透过加倍的努力,来向空军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空军第11大队第41中队担任少尉飞行官的荣承恩。(荣承恩将军提供)
荣承恩将军出生于1923年,祖籍安徽省合肥县。由于父亲在北洋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署工作的需要,荣承恩一家很早就迁移到了南京,因此老人家也是在南京出生的。在荣承恩五岁那一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他的父亲也持续获得国民政府的重用。他表示中央政府对首都建设投注了相当多的资源,因此南京的市容看起来繁荣兴盛。
在逸仙小学读书的时候,荣承恩每天下课的娱乐活动就是在校园里与同学们打兵乓球或小足球。对于30年代流行的抗日学潮,他表示那个时候自己年纪还太小,没有参与也没有印象。只是等到全面抗战爆发,尤其是日军于1937年11月份开始轰炸南京后,他们全家也因为战争的影响而不得不迁回故乡合肥。原本在钟南中学就读的荣承恩,也就此成为了流亡学生。
为了避免流亡学生为日军所利用,国民政府教育特别成立临时中学收留他们。随后荣承恩在日军进攻合肥以前,跟着临时中学一起退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自此开始,他与留在老家的父母分隔两地,所以提到发起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人,老先生就是痛恨的咬牙切齿。他表示只要是经历过中日战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恨日本人的。
大约是他在读高二的那一年,航空委员会派人到学校来替空军军士学校招募第4期的学生。为了早日实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祖国的愿望,荣承恩决定响应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报名参加空军军士学校的考试。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在体检合格后,还必须要参加笔试。笔试内容以中学程度的国语、数学还有理化知识为主,他都很顺利的通过了测验。
空军军士学校的训练
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先是在1939年5月被安排到成都桐梁接受长达半年的入伍生训练。然而由于飞机与燃料均不足的关系,空军士校第4期的学生要等到1940年12月,也就是第3期的学长们完成初级班飞行训练后,才能正式开课。与空军官校一样,士校的学生必须要接受初级班、中级班与高级班的飞行训练。荣承恩表示,空军军士学校的校长名义上是蒋中正,但实际上馆事情的是教育长陈有维。
第4期学生队的队长,则由空军官校第5期出身的赖琳担任。空军军士学校的训练时间为三年,初级班飞的是俗称为弗力提(Fleet)式教练机,中级班是飞俗称为北美机的NA-56教练机,高级班驾驶的则是义大利制的飞雅特式战斗机或者苏联人提供的I-15bis战斗机。据荣承恩回忆,空军士校训练的程度与要求同空军官校没有差异。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军士学校培养的是飞行士官,军官学校培养的则是军官。这意味着即便接受同样严苛的训练,军士学校的毕业生在起跑点上已经输给了空军官校。其实空军军士学校创办的原因,完全是受到了空军军官学校在抗战爆发初期迁校的影响。由于在转移中的空军官校无法招人,航空委员会只好另外创立空军士校招收新血。
不料,等到空军官校搬迁完毕,并且重新招生以后,军士学校的学生们却因为自己当军官的待遇被剥夺,一度还闹起了学潮。眼见事态一发不可收拾,连空军培养的飞行员都起来造反,航空委员会才决定让空军军士学校的学生参加晋级为空军军官的考试。凡是通过考试者,就可以转为空军官校的学生,但是没通过者就只能到轰炸机上当机枪手。
凭借着优异的驾驶技术,荣承恩通过考试并取得了少尉飞行官的军阶。然后他就被分发到了位于西安的空军第11战斗机大队第41中队,在中队长任肇基带领下投入对日抗战的准备。很快的,他就发现以空军士校毕业生为骨干的第11战斗机大队有多么缺乏来自中央政府的关爱。因为他们到了1943年,都还在使用老旧,安全性堪虑,而且连美军都没有大量采用的P-66先锋式战斗机。
荣承恩回忆,P-66起落架在设计上很脆弱,而且两个轮胎之间的距离也太宽,因此在降落时常常发生意外事件。许多P-66根本还没来得及战斗,就在这些降落意外中损毁,让他感觉十分的不值得。被分发到第11战斗机大队的荣承恩,也等于是比其他人更早体会到把别人不要的武器拿来用的滋味。所幸他到队没有很久,就传来第11战斗机大队将接收P-40战斗机的好消息。
P-66(左)与P-43(右),都是在美国陆军航空军里没有正式服役,但是却大规模提供给国军使用的战斗机。(美国国家档案馆)
不过在接收新战机以前,第11战斗机大队必须先派人前往印度接受P-40的飞行训练。于是荣承恩等来自第41中队的12名飞行员,便在昆明搭上了一架美军的C-87运输机经由驼峰航线飞往加尔格达。到了加尔格达后,一行人又转搭火车前往现在隶属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Karachi)展开训练。荣承恩还记得负责训练他们的美国教官都很年轻,双方相处的非常愉快。
完成训练后,他们便搭乘另外一架运送燃料前往中国的C-87运输机返回昆明。荣承恩表示,自己两次飞越驼峰航线都是搭乘美军驾驶的飞机,所以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他只记得抵达第11战斗机大队位于西安的飞行基地时,机场上已经可见到由美军转交给P-40N战斗机了。而荣承恩所参与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就是发生在1944年秋冬之交的桂柳会战。
为了支援南方战场上的国军地面部队,第11战斗机大队从西安抽调了12架P-40到湖南芷江。荣承恩指出,此刻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飞行部队不是被调往其他地区,就是为第14航空军与中美空军混合团所歼灭,所以他们打击的一律以地面目标为主。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对地打击任务,则发生在1944年9月14日。
那天,12架第11战斗机大队的P-40由芷江起飞,炸射位于贵州全县周边的日军砲兵阵地。然而受到当天云层浓厚与山峦起伏,当天12架P-40战斗机中有九架被迫提前返航,只有第41中队副队长翁心翰上尉、荣承恩少尉与骆承尧少尉三人的座机飞抵目标上空投下炸弹。完成在全县的炸射任务后,他们继续飞往广西桂林上空侦照日军的阵地。
不料,日军以防空火砲还击,当场击毁了翁心翰座机上的罗盘。由于迟迟无法找到芷江机场,这三架P-40战斗机在燃料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够在贵州三穗县郊外迫降。驾驶二号机的荣承恩是当天迫降于地面的第一人,他还记得当时降落的时候周边都是山崖,十分危险。在他后面降落的是第三号机的飞行员骆承尧,身为副队长的翁心翰则殿后。
只是由于视线不佳,翁心翰在降落的过程中为了闪避前方骆承尧的座机而撞山。当荣承恩与骆承尧将翁心翰由被撞到变形的P-40N驾驶舱里拖出来时,他已经呈现重度昏迷的状态。他们只能前往附近的瓦寨乡找人协助,并透过乡长与三穗县取得联系。由于三穗县实在是太过于偏避,连一辆汽车都没有,所以卫生局派出的医生只能搭轿子赶到现场。
不幸的是,还没等到医生,翁心翰就在当天晚上8点20分与世长辞。翁心翰是时任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儿子,空军官校第8期的毕业生。曾经驾驶苏联制I-16战斗机在成都上空击落日军轰炸机一架,后来又在碧山空战中大战零式战斗机的翁心翰一直被视为国府高官子弟从军报国的典范。被派到11大队指导军士学校毕业生作战的他,看在荣承恩眼中也一直都是最好的军人模范。
为了表扬新婚才七个月就为国牺牲的翁心翰,国民政府追赠了他少校军衔。以翁心翰的殉职为例,荣承恩表示第11战斗机大队虽然不像第3、第4与第5战斗机大队一样获得政府宣传机构与媒体的关注,但是他们的牺牲一样惨烈。可惜无论表现的多么努力,空军终究还是无法避免柳州与桂林在11月10日与11月11日的先后失守。
荣承恩最喜欢的飞机,始终是他最早飞的P-40战斗机。(网路照片)
面对国军惨败的事实已经无法逆转,第11战斗机大队只能将派往芷江的P-40全部撤回西安,以支援胡宗南将军固守华北战场。进入1945年初期,华北战场上对日军交通线的打击任务,主要由同样驻扎于西安机场的美军第311战斗机大队负责。第11战斗机大队是当时华北战场上唯一的一支国府空军单位,目的是确保重庆在此一地区的影响力,并在必要时反制不断壮大中的共产党势力。
只是从那年3月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发起了豫西鄂北会战,威胁到了中央军在河南省的防区,让第11战斗机大队再也无法置身事外。荣承恩表示,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派出两架到四架P-40战斗机支援在前线作战的地面部队。除了P-40机翼上的六挺.50机枪,他们还经常使用挂在机翼下方的火箭弹攻击日军。
荣承恩骄傲的表示,这段时间他十分受到第11战斗机大队大队长蔡名永的喜爱,常常被选中担任其僚机执行战斗任务。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是由荣承恩先以机枪掩护蔡名永对地面部队投弹或者发射火箭。等完成第一波攻击后,再由蔡名永掩护荣承恩完成地面日军目标的炸射。每次的攻击行动,默契十足的两人都配合得很好。
他指出,第11战斗机大队负责支援在河南省南阳县西峡口前线的第85军抵御日军攻势。由于执行的是密接空中支援作战,荣承恩还记得第85军的官兵曾在地面上铺设白色的布板,向空军的飞行员们指引目标。参加西峡口战役的飞行部队,除第11战斗机大队外,还有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与第3大队的B-25轰炸机、P-40N战斗机与P-51野马式战斗机。
回忆起第11战斗机大队的作战士气,荣承恩表示大家每天都期待着出任务的机会。一是大家都希望借由出任务来施展一下身手,二则是想要多杀几个日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总而言之,没有人想要在基地里面坐冷板凳。即便飞机品质比不上中美空军混合团,而且也确实比较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大家的作战意志并没有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
论及补充方面,他坦承美国人倒是非常大方,基本上是国军损失一架P-40战斗机就马上补上另外一架。荣承恩指出美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却格外看重自己美军飞行员的生命,所以当然愿意出飞机让中国人为其卖命。不过在执行西峡口战役的支援任务时,第11战斗机大队没有一架P-40是被日军的地面砲火击落的。
这一次在空军的全力支持,还有陆军将士拼命抵抗的情况下,日军对西峡口的攻势被阻挡了下来,但是却没有被击退。中日两军在西峡口前线的僵持状态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才伴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在西安听闻抗战胜利消息的荣承恩,先是感觉不可置信,随后又为这场苦战八年的反侵略战争获得胜利而欢呼。
然而,在欢庆胜利的背后,荣承恩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父母亲就在抗战期间先后于合肥病逝,而人在战场上杀敌报国的荣承恩却根本没有机会回老家奔丧。回想到这段过去,他不得不感叹离开老家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纯属时势所逼而非自己所愿。救了国而毁了家,不只是荣承恩,也是许多老一辈抗战参与者心中共同的遗憾。
第11战斗机大队在国共内战时的主力,P-47D雷霆式战斗机。(网路照片)
投入国共内战
抗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荣承恩战争生涯的结束。在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之中,他持续驾驶着战斗机支援地面部队的平叛行动。日本投降后,美国陆军第14航空军的第33与第81战斗机大队,从他们手里102架P-47D雷霆式战斗机当中挑选了75架移交给中华民国空军。在航空委员会的安排下,第11战斗机的第41与第42中队奉命派员前往南京接收这批飞机。
提到在南京试飞P-47D战斗机的经验,荣承恩坦承这款战机的火力、耐力与航程确实都在P-40之上。不过荣承恩却也表示,他最爱的飞机还是自己驾驶时间最久的P-40战斗机。等第41战斗机中队完成P-47D的接收工作,回到西安以后,却传出第42战斗机中队接收的12架P-47D战斗机集体迷航坠毁的憾事。航空委员会于是下令裁撤了第42战斗机中队。
为了填补第42战斗机中队的战斗力,航空委员会在第11战斗机大队麾下另外成立第44战斗机中队,并且命令其他三个中队将编制下所有的P-40战斗机移交给该中队。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荣承恩再也没有机会驾驶因为飞虎队的辉煌战绩而扬名于世的P-40战机。有趣的是,持续使用P-40N到随政府迁台为止的第44战斗机中队,也成为中国空军中最后一支使用P-40系列战斗机的单位。
国共内战开打后,驻防于西安的第11战斗机大队成为华北战场上的空军反共先锋。荣承恩指出,绝大多数低空炸射任务都是由第44战斗机中队的P-40N负责执行。至于他们这些其他驾驶P-47D战斗机的飞行员,一般是停留在高空从事威力侦察任务。由于解放军没有飞机,他们在空中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不过地面防空火砲还是时常会打上来。
荣承恩表示,受过抗战末期的战火洗礼,第11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每一个都是执行密接空中支援任务的好手,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办法把他们打下去。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任务,就是在1947年3月支援胡宗南部队进攻中共的老巢延安。那一次战斗中,装甲坚固,火力强大的P-47与P-40战斗机相互配合执行低空炸射任务,将8路军压制到完全抬不起头来。
只是荣承恩也指出,打共产党的内战毕竟还是骨肉相残,在大多数的飞行员眼中与过去抵抗日本人的反侵略战争有非常不一样的性质。当然,绝大多数的飞行员都是来自于经济环境还算不错的公务员、资本家或者地主家庭.对于共产党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暴乱行为还是不能接受。普遍而论,空军还是把共产党视为恐怖份子看待的。
但是在第11大队里面,还是有相当数量的飞行与地勤人员同情普遍被视为劳动阶级代言人的中国共产党。更特别之处,是在于以军士学校毕业生为主的空军第11大队,是出于对国民政府的恨,而不是对穷苦人家的爱而同情共产党的。很多军士学校飞行员因为不满航空委员会过去对自己的打压,逮到机会就驾驶飞机或者脱离部队去向共产党报到。
举例而言,空军军士学校第2期毕业,时任第11战斗机大队上尉作战参谋的毛履武,就在1949年6月15日从陕西汉中机场驾驶一架P-47D战斗机飞到河南安阳投靠了中共。后来在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典」上,毛履武还驾驶着共军俘虏的P-51D野马式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毛泽东的校阅。
对于中华民国政府在戡乱战争的失败,荣承恩表示这对空军而言是非战之罪。因为共产党没有工业与军事中心,且部队到处流动,让享有绝对空中优势的国府空军根本无法找到可以炸射的目标。从飞行员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没有挑战与威胁,但是却也无法分出真正胜负的非典型战争。随着陆军的不断溃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战局的空军,也在蒋中正的安排下开始优先往台湾撤退。
为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F-86军刀式战斗机。(网路照片)
捍卫台海的领空
讲起来台湾的过程,荣承恩表示第11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大多数是直接驾驶P-47D战斗机飞抵屏东的。不过荣承恩却是带着太太与大儿子,一起搭着空军安排的C-46运输机来台。到了复兴基地后,政府又从美军太平洋战争的剩余物资中取得42架性能更佳的P-47N雷霆式战斗机,用来取代第11战斗机大队早些在大陆战场上的损失。
然后,他们持续由屏东机场上起飞,支援国军在中国沿海的一系列战斗。其中令荣承恩最有成就感的,是在1949年10月25日到10月27日的金门大捷中为守军提供密接空中支援。此时已经更名为F-47N的P-47N战斗机,卖力的炸射在金门战场上的解放军前进指挥所。在后来的登步岛大捷中,第11战斗机大队仍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荣承恩指出,这段时间共军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空军战力,制空权还完全掌握在国军手中。所以他们到1950年,都还可以飞到江西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只是伴随着苏联空军派遣MiG-15进驻上海,中华民国空军考量到F-47N与F-51D等螺旋桨已经无法与喷射机抗衡,才取消了舟山群岛以北的巡逻任务。从这个时候开始,荣承恩才不再执行进入中国大陆的任务。
不过在接下来阻挡赤色浪潮席卷台湾的过程中,第11战斗机大队却始终扮演着中流砥柱般的角色。1958年9月24日,时任第11战斗机大队第44中队长李叔元,在温州湾上空驾驶F-86F战斗机以响尾蛇飞弹击落解放军的MiG-17战斗机一架。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空军,而是整个人类空战史上第一起以空对空飞弹击坠敌机的纪录。
成功完成F-86F军刀式战斗机换装训练的荣承恩,亲眼见证了中华民国空军走向喷射机的时代。老将军表示他曾经试飞过由大陆飞到台湾来的中共MiG-19战斗机,并且对美国与苏联的飞机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无论是从性能还是火力的角度上来看,美国战斗机的品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比较的。
只是从过去飞P-40的时代开始,美国战斗机给荣承恩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安全与舒适。他表示美国战斗机的驾驶舱设计的都特别坚固,目的就是希望飞行员能够在激烈的空战中生存下来。这样的逻辑思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俄国的飞机设计上都很难看到。所以他到今天都还认为,一流国家的空军首先要注重的就是飞行员的生命保障。
后来,荣承恩又先后被调到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与嘉义空军基地,担任第3战斗机大队副队长与第4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长。从头到尾经历了阿里山计划的荣承恩,对F-104星式战斗机的印象就远远不如F-86。他指出F-104机身很长,但是翅膀却很短,在飞行途中十分的难以驾驭。许多飞行员,包括荣承恩的几个同学在内,都在换装F-104战斗机的过程中发生死亡意外。
有些人以「飞行棺材」形容F-104战斗机,但是他本人却称其为「长了翅膀的火箭」。荣承恩表示,中华民国空军的F-104战斗机大多接收自西德联邦国防军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二手机。这些飞机本来就存有机体老旧与零组件故障的问题,只是等交到台湾手中才发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整个阿里山计划看在荣承恩眼中,其实是留下了很不好的回忆。
他最后服务的作战单位,为嘉义的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也就是今日的空军455联队。当时担任少将联队长的他,偶尔也会驾驶部队的F-100超级军刀机出任务。只是到了这一刻,解放军空军或者海军航空兵的战机只要一看到国军的飞机出现在海峡上空就往内陆逃窜,所以他始终没有机会与敌机交锋。与F-104相比,他认为俯冲时以超音速飞行的F-100是一款更优秀的战机。
干完第4联队的联队长以后,获得蒋纬国将军赏识的荣承恩出任空军参谋大学指挥学院院长,专门为空军培养指挥人才。接着,他又从1982年开始连续三年担任国防部中将常务次长。直到1985年,年满62岁的荣承恩才结束了长达45年的军旅生涯。身为一位空军军士学校毕业的飞行员,能够一路过关斩将到最后以中将军阶退役者,在部队里面十分少见。
遗憾的是,自1944年投入抗战开始,到1985年离开空军为止,荣承恩都没有机会在空中创下击坠敌机的纪录。只是撇开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来看,建设空军远比在战斗中击落敌机还要重要。而从P-40开始一路陪伴空军走到F-5E时代的荣承恩将军,扮演的恰恰就是前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在抗战中执行的对地打击任务,给日本人带来的牺牲也绝对不会输给一般的空战。
尽管空军军士学校出身的飞行员,从还没毕业开始就缺乏来自政府高层的关爱,并且遭到来自官校出身者的打压,他们仍不怕牺牲努力的执行上级赋予的任务。即便使用的飞机比别人老旧,穿的飞行服没有别人帅气,他们仍勇往直前的冲在第一线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是凭借着这样的精神,第11战斗机大队才能在后来的台海战役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