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书摘》音乐时空旅人 回味旧城迷人乐曲
百合花乐团主唱林奕硕重拾1920、30 年代的音乐元素,融合现代摇滚创作,迸发独特的音乐魅力。(摄影/ EGG)
音乐是一种记忆载体,反映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文化。1920、30 年代的知识青年为了推动社会改革、实现理念,他们唱着自创的社运歌曲,用音乐传达对理想家国的想像。百年后的今日,百合花乐团主唱林奕硕从生长的土地出发,融合传统乐器与摇滚创作,用音乐展现新世代青年的自我主张与信念。
1911 年于《台湾日日新报》上刊载「株式会社日本蓄音器商会台湾出张所」开张报导。(图/汉珍数位图书)
知名酒楼与艺旦录制的留声器唱片,成为1920、30 年代大众流行音乐的代表之一。(图/汉珍数位图书)
穿越百年的音乐邂逅
聊起与传统歌谣的缘分,林奕硕说,他在大学二年级时修了音乐学家简上仁的台湾歌谣与文化课程,自此开始认识百年前的台湾音乐。其中,他对于1930 年代台语流行音乐格外有兴趣,许多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歌曲, 也深深影响他日后的音乐创作。
在过去没有唱片的年代,京剧、南管戏、歌仔戏是原本台湾的音乐主流,直到1910 年留声机和唱片传入台湾,台北荣町(今衡阳路)有了第一家贩售留声机和唱片的「株式会社日本蓄音器商会台湾出张所」,销售的唱片以西洋和日本歌谣为主。
到了1920 年代,多家日本唱片公司在台北设立分公司,唱片市场规模渐渐成形,此时,正巧也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觉醒年代。当时许多受到现代思潮洗礼的知识青年常于大稻埕交游,透过音乐、戏剧、文学等各种形式活动,引领民众重新认识自我,因此诞生了〈咱台湾〉、〈台湾自治歌〉等政治意识强烈的音乐。
另一方面,随着台湾唱片越来越普及,除了西洋和日本唱片之外,具有台湾本土特色的北管、歌仔戏、山歌、采茶歌等专辑,也出现在唱片行;具有名气的酒楼艺旦和乐师录制的唱片,更是掀起一波流行风潮,受到普罗大众的喜爱。
到了1930 年代,台语流行歌谣逐渐进入人们的娱乐生活。1932 年,上海联华影业出品的黑白默片《桃花泣血记》于大稻埕第一剧场上映,剧院特别找了知名辩士詹天马和王云峰创作同名歌曲为电影宣传,歌词中包含歌颂自由恋爱的内容,结果大受欢迎,自此开启台语流行歌谣的黄金年代。
林奕硕说,今日人人随口都能哼上几句的〈望春风〉、〈雨夜花〉等,都是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然而台语流行歌谣的辉煌时代,随着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及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运动,台语歌谣被禁唱,或是改编为激昂的日语军歌,1930 年代百花齐放的台湾流行音乐画下休止符。
〈桃花泣血记〉的出现,开启了1930 年代台语流行歌的热潮。(图/国立台湾文学馆)
1930 年代推出的台语歌,包括〈心酸酸〉、〈白牡丹〉等,都成为林奕硕在音乐创作上的养分。(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经典歌谣传唱时代记忆
问起林奕硕这些台语歌谣有什么魅力,「白牡丹笑呅呅,妖娇含蕊等亲君……」他哼唱起这首陈达儒作词、陈秋霖作曲的〈白牡丹〉,短短几句歌词中,旋律百转千回。「每个字的音都要拉得很长,而且整首歌有很多转音,旋律充满变化。」他补充说,除了转音,有如诗句般的叙事方式也是这些歌曲的一大特色。
「我君离开千里远,放阮孤单守家门,袂吃袂困脚手软,暝日思君心酸酸……」由陈达儒作词、姚赞福作曲、1936 年发表的〈心酸酸〉,歌词为七言四句形式,曲调类似歌仔戏的「哭调仔」,音乐风格介于流行歌与歌仔戏之间。这首歌推出后大受欢迎,甚至后来还有了日语版本。说着说着,林奕硕哼唱着旋律轻快的〈青春岭〉,「双人行到青春岭, 鸟只念歌送人行……」与悲戚的〈心酸酸〉有着截然不同的曲风。身为创作者的他说, 1930 年代的台语流行音乐风格相当多样,有许多金曲仍被传唱至今,历久不衰。
老音乐新灵感创作混搭风
音乐创作,是表达内在情感最好的方式。「创作不应该有框架,我想做自己想要的音乐。」林奕硕认为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里,音乐也应该多元。他用台语创作,以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为题材,歌曲里融入戏曲唱腔和1930 年代台湾歌谣的转音元素,传统音乐与摇滚乐团看似突兀的组合,传递的却是当代青年不被框架束缚的自我主张。
「鼻啊水啊,双港咧流,亲啊爱啊,随时欲走,天啊地啊,听我咧吼,心啊碎啊,跋落水沟……」林奕硕创作的〈哎哟你啊〉,与〈白牡丹〉、〈心酸酸〉等歌曲有着类似的转音和七言四句的形式。林奕硕说,1930 年代台湾歌谣的唱腔、旋律和格律,带给他许多创作灵感和文化滋养。此外,他的音乐创作也加入南北管、戏曲、童谣和布袋戏角色、Bossa Nova、Reggae 等多种元素,颠覆一般人对于台语歌的既定印象。
音乐反映生活,同时也塑造生活,「多元」是林奕硕对未来音乐的想像与期许,一座城市本就该有多元样貌,音乐也是如此。
林奕硕将南北管、戏曲等传统表演艺术所使用的乐器与当代音乐结合,为台语歌曲创造新的感受。(摄影/张晋瑞)
本文作者:张焕鹏
(本文摘自《台北画刊10月号645期》)
《台北画刊10月号6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