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房事」之战──日本刺刀辅助 伪满洲国无偿征地（三）
为了把补偿领到手，甚至得磨上一、两个月，来回的路费、餐费、住宿费再加上误工费用，可能都比补偿还要多些，与其去领钱，还不如不领。伪官僚和关东军等的就是这个，你不领正好，替他们省钱。
一九三四年三月，关东军特务部在《吉林省东北部移民地收买实施纲领》中规定，征用农民耕地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能超过每坰二十元。同年六月，日本拓务省提出，要按「比现在普通市价显著低廉」的标准，「在关东军的支援下收买土地」。伪满洲国做为关东军和日本拓务省的傀儡，征地的时候自然只给极低的补偿。从常识推测，经手征地的伪满官员极可能还贪污了一部分征地款，使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更少。
补偿费若明显低于市价，征地时肯定会遇上阻力。现今解决阻力的办法相当多元，包括连坐（父母不在征地协议书上签字，儿女可能丢掉工作）和动武（譬如雇黑社会充当打手，把钉子户打伤、打残）。伪满洲国喜欢动武，也不需要雇黑社会当打手，因为有关东军帮忙杀人，如果你在征地过程中不配合，就得和日本兵的刺刀比划比划。总而言之，伪满在东北征地时经常伴随着流血事件，不是钉子户遭到日军灭门，就是整个村子饱受日军屠杀。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里提到：「东北农民在粮食被强征的同时，耕地也不断地被侵占着。根据《日满拓植条约》，日本计划于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五百万人到东北来，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日本就垮台了，但是在最后两年内移入的三十九万人，就经过伪满政权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万公顷。」
也就是说，单单是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这两年内，伪满洲国当局就强制征收了三千六百五十万公顷的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二○一○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二○一○年的征地总面积不到四十万公顷，伪满一年的征地规模，相当于今日几十年的征地规模。我觉得，伪满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征收土地，一是因为补偿很低，不需要花多少钱；二是因为阻力很小─杀人，当然可以减少阻力。
站在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的角度来看，征地补偿当然是愈低愈好，因为征地补偿愈低，盖机场、引进移民、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就愈低。花同样的钱，能办更多的事。套句官话讲，这样可以降低发展成本，加快发展速度。
涨价归公 照价收买
但问题是，降低了谁的发展成本？
在日本刺刀的辅助下，伪政府可以低价征地甚至无偿征地，建设成本当然下降，贪污机会当然增加，甚至也降低了时间成本：只要一纸公告贴到墙上，老百姓就得主动交出土地和房子，毋须谈判，毋须公证，毋须上法庭打官司，效率高得惊人。
可是对那些农民来说，不但没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他们的生存成本在上升，抗争成本也在上升，当申诉无门时，要嘛冲向日本刀，要嘛选择自焚，要嘛忍下这团怒火，让它在心底熊熊燃烧，直到某一天突然像火山一样爆发。
常识是这样的：政府不应该为了降低自身的统治成本而存在，而是应该为了降低国民的生存成本而存在，倘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
常识也是这样的：从长远来看，任何一桩强制拆迁和低价征地都会在无形中增加统治成本，因为丧失公平感和安全感的人民是最难统治的。当年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的统治之所以如此短命，并不是炎黄子孙不愿充当亡国奴，而是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极端变态的剥削方式。
这些常识和伪政府是讲不清的，搁到现在说，却为时不晚。
无论是汪伪政权，还是伪满洲国，征地时都有一个共同点：付给农民的补偿远远低于市场价。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和孙中山先生的征地思想可说是背道而驰。
孙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征地呢？四个字可以概括：照价收买。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里有一条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又包含两个要点：一、涨价归公；二、照价收买。
譬如您炒一块地，买的时候一千万，现在涨到了二千万，您转手卖掉，赚了一千万，按照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您至少得交给政府八百万，让政府把这八百万投入教育、铁路、市政或国防。换言之，土地溢价不能让一个人独吞，应该拿出一部分让全民分享，这就叫「涨价归公」。
再譬如您的住家市值一百万，现在政府为了拆迁要请您搬家，那政府就得给您一间一模一样的房子，或者按照一百万或更多（加上安置费）的标准来补偿。也就是说，政府在拆迁或征用私人产业的时候，必须公平合理，必须像地位对等的买家，必须走市场路线，「不让人民吃亏」（川系军阀刘湘的名言），这就叫「照价收买」。
过往中国大陆的历史课本在讲解三民主义时，总会提及平均地权，但是要点往往讲错，以为平均地权就是让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是土地改革。其实平均地权不光是在农村平均，也是在城里平均，不光是平均土地分配，还要平均住房供应。怎么平均？还是那两个要点：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