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第一还是台湾第一？ 余英时：政党轮替不该是争的你死我活
余英时已经戒烟斗戒了许多年，但他话讲久了还是多少容易累，就像他总开玩笑：「英雄气短」，先生说到累了，有时总费劲，气喘吁吁地。
怎么说，他也是个八十八岁的老人了，原本说好只做三十分钟电话访问，然而余英时心软，题目尚未问完，他就不喊停。这位曾获「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中英著作近六十本，论文四百余篇的历史学者，抖擞着精神，将话题一个接着一个聊了下去。
他近年磨出了一本《余英时回忆录》，最近在台湾出版，这本书的构想，源于二○○七年广州记者李怀宇访问余英时留下的访谈录。李怀宇本来想写的是「以余英时人物生平为中心的口述自传」。
回忆录就和余先生的年纪一样，跨度悠长、纵深精微，他从七岁有系统记忆时开始写起：那是对日七七抗战，余英时回到安徽潜山乡下的一九三七年，一直写到他赴美到哈佛大学拿到博士的六二年。
然而就像「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王丹说过的，余英时是「择善固执」的人，他虽待在美国郊区，却可不只埋首书堆。余英时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他却不断以一位「知识人」的身分，为民主、反专制仗义执言。王丹说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岂止是不隐瞒，而且是大张旗鼓。」
六四天安门事变时，时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的他，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一九八○年代，为台湾党外运动发声，香港占中、台湾反媒体垄断、太阳花运动，都曾听到余英时为捍卫民主疾呼之声。
采访正好在台湾九合一大选前些天，余先生认为「台湾是中国文化基础上第一个走向民主的地区」，必须珍惜、同情，但他也说现在正是台湾的「生死关头」。余英时顿了一会儿，又强调一次：「生死关头。」台湾决不能因威吓利诱，向中共屈服，必须全力保卫民主自由的体制。
他认为，中国专制政权步步进逼，甚至「绝对已经派了很多人在台湾做工作」，台湾人必须「非常、非常『确定民主价值』。」余英时又说：「民主需要的东西，不光是一人投一票，而是有一种修养。完全没有民主修养的人，有了那一票也用不好。」他说「选票多少是『量』，『质』就是文明程度。」
「台湾面临一个大问题，民主第一？还是台湾第一？」他接着说：「如果你们总想着把台湾放在第一位，民主放在第二位，就会不断遭遇分裂，这就是危险。」余英时不认为民主应该「凭情感、凭情绪」，更重要的应该是建立拥有「文化修养」和「理性判断」的社会。
「保守住台湾拥有的民主法治。」老先生又强调一次，听得出来，他真心希望台湾面对专制强权的当下，不能自乱阵脚。
选举后，想起余英时曾说过：「政治对我来说，只是遥远的兴趣。」这句话或许没错，因为他关心的并非政治纷扰，而是如何作为一位有反省能力的「知识人」，如何守护民主价值。那些应该比勾心斗角、开疆辟土或是一时选举的胜败还来得更重要。(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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