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防疫政策是否该调整？第一是「群体免疫」去妖魔化
● 陈敦源／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治理、官僚政治、电子治理、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
如果像副总统一样清楚，这个新冠肺炎（COVID-19）的威胁不会在短时间消失，那我们目前导引民众天天看确诊人数起伏，又用这个数字来与其他国家打国际杯，在外交战场上强推「竞赛型」疫情因应策略，是否应该要作一些调整？
昨（21）天发觉周围的人每天像在看棒球「中韩之战」一样的专注，又对所有影响中华队输赢的因素无情批评的态度，感觉上好像回到大众传播理论早期电视刚出来的「皮下注射」（hypodermic）年代，一看就high的景况，这样长期绷着不知台湾人心理建康是否会受影响？
危机处理（crisis management）的教科书都会说，风险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而危机是短时间突发的重大问题。
以目前态势看来，新冠肺炎爆发的当下，算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但是，随着疫苗的上市与效果的不确定，以及因为社会距离政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来看，人类对这种流行病所造成的危机，可能要改以面对社会持续性的「风险」来看待。
换句话说，早期爆发的时刻，政府该强调的是回应速度（speed），但是，如果要赢得长期战争，我们需要的是韧性（resilience）。
我们都知道，奥运田径场上，跑百米的选手需要爆发力，但是跑马拉松的选手需要耐力，想用爆发力来跑马拉松，当然不会是个好策略，我个人也感觉，台湾一开始疫情爆发时在回应速度上，的确胜过许多包括西方先进国家在内的防疫政策，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当我们高中第一个学期就考了全校第一名的压力，并且已经到全年级各班去巡回宣传自己是怎么办到的之后，那种不能输的压力会让我们的心情每天随着考试成绩起伏，可能反而忽略政府防疫政策的实质目标是什么。
▲陈敦源指出，赢得长期战争需要的是「韧性」。（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供）
正是因为前面的这些讨论，我真心认为政府应该要作下面几件事：
第一，让「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概念去妖魔化。
明确告知民众那不是「佛系防疫」，而是所有防疫措施的终极目标，包括台湾。
但是台湾目前的策略路径，因为染病的人少，就更是依赖疫苗的研发，那就代表大家要习惯「半正常」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将「疫苗开发」（vaccine development）的时间需求说明清楚，免得民众一听到甚么新药与疫苗新闻出来，就以为明天就会有救了。
药物与疫苗的开发，因为动辄影响大众的生命，它是政府管制政策当中最严格的一种类别，欲速则不达，因此必须有现实的期待。
第三，考虑提出「解封时间」（open up）的规划。
比方说，校园在甚么条件与状况下，可以停止「软封校」，或是订一个时程出来让大家知道，而不是就先封着再看。遥遥无期对于社会人心的折磨是最大的，不过，台湾防疫选择的路径，可能最无法提出时间表的一种。
最后，当危机延长成为日常风险，这转变的过程到底会是甚么景象呢？
或许大家可以回头检视一下当年823砲战发生后的状态，最惨烈的时间是1958年的8月到10月间，后来真正结束的时间是1979年中美建交时，期间双方在没有任何正式接触下形成有默契的「单打双不打」互动稳定状态达20多年，台湾还趁这敌对状态的时间，创造了经济奇迹。
或许，我们在实质疫苗的等待上，可以维持一个乐观但是现实的期待，但是如何强化大家「心理上的强韧」，应该是政府政策形销接下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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