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报告总统，起风很久了！

能源使用是所有人必须关注的议题，产业部门发展尤其需要电力支持；为降低碳排放，国际间主流减碳政策手段更早已从传统的环保手段，转变为市场手段、金融手段、甚至贸易手段。欧盟执委会于今年7月14日晚间正式发布碳边境调整机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即以贸易手段来惩罚排放减量相对不积极的国家。欧盟宣告2026年后才正式开始缴交与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相当的碳费，这固然让各界稍微先松了一口气，然而自2023年起进口欧盟的钢铁、铝、水泥、肥料及电力产品即必须申报碳含量，也正式宣告了欧盟绿色新政下，以环境保护为名、碳关税征收为手段的贸易规则已经来临。

反观我国，每当类似的国际规范公布后，各部门才被动的开始估算其所造成的出口冲击，一时之间，各界也陷入各种热烈讨论，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因应方式永远无法引领台湾走向低碳经济的境界。事实上，1997年所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对已开发国家赋予减量义务时，全球低碳经济竞赛就开始白热化。然而京都议定书无法有效抑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2015年巴黎协定改弦易辙，以所有国家的减量承诺来达到升温控制在摄氏2度以下的目标。以环保模范生自诩的我国，虽无法正式走入联合国气候变迁各项会议的殿堂，但也跟着各国自行提出减量承诺。历年来，政府也持续委托工研院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如筹组旅行团方式），不间断的参加历届缔约国大会的周边活动，或以安排场外闲聊方式，如喝咖啡或一起用餐，与其他国家代表进行所谓的「双边会议」。虽然这些景象都是国际政治下的无奈，但除了这些国际活动与资讯的掌握外，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国减碳路径何在？落实了多少？进行经济体质改造的真功夫到底在哪里？

或许正因台湾国际地位模糊，接受到的国际压力相对还有缓冲，减碳工作虽一直进行中，但风格佛系，能缓则缓，只有当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时，才会见到政府带着全民或企业界鸡飞狗跳的景象，却没有根本的低碳经济改质作为。行政院环保署为国家减碳主管机关，多年来的减碳作为与成效实在寥寥可数，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减量与管理法」迟至2015年始立法通过，如今又过了六年，依旧是：政策资料收集分析多于实质政策推动、以抵换专案鼓励厂商进行排放减量、或借由原有的环评制度来促使开发案进行排放减量。温管法预定于今年修法为「气候变迁因应法」，讨论重点仍仅限于减量目标如何订定、气候调适、碳费征收等较形而上的概念，离欧盟所提的碳定价水准与作为相差甚远，也难怪欧盟碳边境调整方案发布前就又带给国内一阵恐慌与热络讨论。此外，减碳工作与产业界息息相关，经济部能源局绞尽脑汁推动2025年前达成20％绿能设置目标，然而，历年来工业局有何协助企业提升减碳能力的具体作为？成果何在？实在令人怀疑是否可有效达标。反观民间企业，为因应国际供应链要求或期待，反而更积极自发的以各种方案推动执行碳排放减量工作。

市场力量超乎想像，但环境失灵需要有政策导引，否则造成的经济冲击也必然超出想像。放眼国际社会，尤其是昔日亚洲小龙国家，台湾低碳经济发展已明显的落居后段班，却是令人沮丧的事实。其原因不是政府没做事，而是没做该做的事。若再将时间往前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带动国际一片绿色新政倡议，都希望借着绿色经济复苏来同时解决双重困境：气候变迁与经济衰退，但我国总是欠缺全面性作为，仅在狭隘的单一领域打转，例如：马总统时代总算开启了再生能源趸购制度，也有全国每年节能2％的要求，但当政策目标无法达到时，并没有任何人或单位需要负责或受到惩处。而今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即将叩关，政府部门间却期待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去争取豁免，或是征收微不足道的碳费来搪塞，而不见扎实的基本作为。蔡总统于今年地球日时，模糊的宣示要追随许多国家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虽然减碳工作的高困难度可以理解，但我们期待有牙齿的机制来推动低碳经济，如强制性碳盘查、申报与排放交易，以及永续金融真正引导台湾成为长治久安的低碳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