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正义不能由民进党定义（桂宏诚）

1989年，美丽岛事件十余位辩护律师陈水扁（左起）、谢长廷、苏贞昌等重聚，商讨如何救援许信良。(董俊斐摄)

民进党抛出党内任公职的同志曾是调查局的「抓耙仔」，虽然成功转移了究责高雄城中城大火的风向，但线民案却持续延烧到更多的党内重量级人士。美丽岛受刑人中刑期最重的施明德，除质疑当年辩护律师团「谁不是特务」外，更指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作为「处处显露针对性、权谋性和选择性」，难道「一切依利害关系定论吗？」。

施明德的话犹如举起一把火炬，让我们在政治黑箱中看见民进党的转型正义是假，用来对付包括党内同志、在野党的清算斗争，才是「正义是我说了算」的真相。

施明德还质疑，为什么促转会开放阅览档案的第一批人，居然是毫无政治受害苦难的年轻野百合学运人士？而且施明德是美丽岛事件的总指挥，同案的陈菊都已看过她相关的档案，为何迄今促转会仍未准许施明德阅览自己相关的资料？即使让施阅览档案不会为民进党政权带来政治利益，但也不至于不准他阅览。因此，促转会极可能是害怕让施阅览案卷后，发现促转会选择性地公布、隐藏及扭曲了真相。

美丽岛事件发生在实施军事管制戒严体制的动员戡乱时期，当时游行队伍的火把照亮天际，面对政府下令宪警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集会游行却仍变质成棍棒石块齐飞的暴力攻击事件。因此，若要辩护律师在审判法庭主张民主运动无罪，这既是强人所难，也无法理上的依据。

再说，美丽岛大审在戒严时是由军事法庭审理，执政党当然有能力影响判决的结果，而刑度该如何决定，想必也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当时负责与党外沟通的关中在《明天会更好》一书中回忆说，美丽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蒋经国在总统府召集包括他在内的相关党政官员讨论善后事宜。在听完国安局长的报告后，蒋经国做出了指示：「我有一个原则希望你们能尊重接受，我不希望有人被判死刑」。

由此可推知，美丽岛辩护律师的功力如何、是不是「特务」都不重要，即使是特务，当时也难有发挥的余地。至于苏贞昌近日说他当时如何「神勇」，愿挺身为动员戡乱时期的「叛乱犯」站上军事法庭，向国内外阐释被告的主张、信仰和奋斗，及「推开国民党掩盖的真相及谎言」等，就又犯了爱夸耀的老毛病。试问，在苏贞昌口中那么肃杀的威权统治时期，他还能向国内外宣扬被告的理念，难道不是「配合」威权政府演出吗？

美丽岛辩护律师是特务的疑义，是动员戡乱时期遗留下有待或未必需要厘清的历史。此事件发生在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未满1年，国民党明着以限制部分自由与民主的戒严体制来稳定内部，暗地里怕的是中共和美国趁机威胁台湾。然而，台湾现在虽自诩为自由民主体制，但转型正义的作为却充满着黑箱与利益关系的选择。

施明德质疑：「真相是用表决决定的吗？和解是以权谋促成的吗？」当是对促转会最佳的反讽。（作者为民主文教基金会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