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开权诈 要做就做真皇帝
淞沪战役中杨慧敏（左二）与张治中（左一）。（本报系资料照片）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决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系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为大局而让步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致力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名不正 便不就职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做「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