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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令政府债务升至二战水平减债并非易事

随着全球各国加大支出抗击新冠疫情，政府债务已飙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截至7月份，已开发经济体的债务已升至全球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28%。1946年，这一比例为124%。

在美国前总统布希(George W. Bush)执政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的Glenn Hubbard表示，目前，各国政府应该担心的不是不断增加的债务，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控制疫情上。

Hubbard表示，与战争的类比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打一场仗。现在的对象病毒，不是外国势力，但支出并不是问题所在。 Hubbard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名誉院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开发经济体迅速降低了债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的快速成长。到1959年，债务与GDP之比下降逾一半，至50%以下水平。由于涉及人口统计、技术和成长放缓等原因，这一次可能会更加困难。

在战后的乐观时代出生率激增，导致家庭数量上升和劳动力数量成长。从电气化、郊区化和医疗改善中获益的时机已经成熟。

各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末都处于急剧成长状态中。法国和加拿大的年平均成长率约为5%，义大利接近6%，德国和日本超过8%。美国经济每年成长近4%。

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PRU)旗下投资管理业务PGIM Fixed Income的首席经济学家Nathan Sheets表示：「如果未来10年能达到上述数值的一半，那就很幸运了。」Sheets曾担任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近年来，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年成长率约为2%。日本和法国的成长率较接近1%。义大利几乎没有成长。

尽管消灭新冠病毒可能刺激乐观情绪高涨，但将很难重现二战后的繁荣。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成长已放缓，随着社会老龄化，劳动力正在减少，生产率也在下降。

到20世纪60年代初，七大工业国(G7)的年人口成长率都接近1%或更高。如今，G7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成长率达到1%，日本和义大利的人口则在减少。

战后经济的快速成长和军费开支的减少使减少债务变得容易。1945年至1947年，不考虑经济成长或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的联邦支出下降了一半以上。

各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了各种刺激计划，例如扩大失业救济规模、直接向家庭发钱等，一旦这些刺激计划结束，政府的支出就会减少，但减少程度不会像二战结束时那么明显。

Hubbard说：「我们能不能避免出现象二战期间那样的爆炸性开支，不要让当前的刺激计划演变成在未来扩大的大规模社会开支？」

如今的高债务水平并不是从新冠疫情开始的。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债务就已经开始成长了，主要受医疗保健和退休金开支驱动，即便在非衰退期也是如此。

二战后，发达经济体放松了对薪资和物价的管控，突如其来的通膨帮助降低了债务。如今，尽管有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支出，却看不到通膨的迹象。

低利率是上述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联准会在二战后将借贷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以减少美国政府的利息成本。

现如今美国财政部和联准会之间没有进行正式合作。但在低成长、劳动力市场受损及低通膨的背景下，大多数央行都认为延长超低利率的期限是适宜的。

既然这种高债务的局面不是有意为之，那么发达经济体可能会退而求其次，最终接受政府债务大幅上升的局面。

各国央行已购买大量国债，以压低长期利率，并在经济疲软时期支撑成长。此举减少了公众持有的政府证券数量，且此类债务的利息大部分又回到政府手中。

美国26兆美元债务中有超过4兆美元由联准会持有。日本央行持有超过4兆美元日本政府债务，在该国约11兆美元债务中的占比比美国更高。

日本的例子表明，债务可以长期上升，达到远高于GDP的200%，而不会引发财政危机。

经济学家称，央行持有如此多债务，一些债务管理的风险和挑战就会从财政部转移到央行。

「我预计央行会取得成功，但这的确带来挑战，」曾领导联准会国际金融部门的Sheets称。「无论何时进入这样一个陌生领域，总存在一种风险，即某个环节可能出错。这是一代人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需要应对。」

新冠疫情令政府债务升至二战水平 减债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