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金融商品争议 涉及人权严重侵害

此外，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86号刑事裁定，认为既然TDR经证券交易所或柜买中心同意在台上市或上柜买卖，即认定TDR当然属于证交法第6条第1项主管机关经核定之有价证券，如此一来，立法院煞费苦心查缺补漏就证交法165条之2为增订的意义何在？二来，是否即等于法院认定身为金融监理之专业主管机关即金管会，可经由证交所或柜买中心等财团法人或上市公司取代补充，此时主管机关存在之意义是否即如同台湾省政府一般无足轻重？若循此例，则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又将何在？第三，修法之后始准用证交法第155条（操纵市场）、第157条之一（内线交易），立法理由尚揭示为符「罪刑法定」之要求，则在修法之前，当然无刑事责任甚明。

法界认为，现代法治国对于政府各组织机关之定位及权力行使之的界线，皆有明确规范划分，除厘清各自权责外，更是出于人权保障不受不法与不当限制。然主管机关置证交法规定所建构之正当法律程序如无物外，法院判决为配合主管机关，更忽视法制上之修正沿革与诸多疑义，实质上更是越俎代庖逾越宪法权利分立下监督行政之机制与分际，背弃其自诩为人权守护者之身份，协同主管机关入人于罪，此在现代法治国家实是殊难想像。综上可知，台湾存托凭证（TDR）是否为证券交易法规范之有价证券，涉及刑事责任处罚而攸关刑法乃至宪法上重大争议，然在争议未明之情形下对行为人论处重刑，人权已经遭受严重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