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龙星／境管无期限，严重侵害人权
▲检察官动辄限制当事人出境，当事人却无法透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严重侵害人权。（Photo by I-Ta Tsai／Flicker）
国人引颈期盼的司改国是会议，目前正针对多项司改议题热烈研议中，但实际攸关民众切身感受的议题，却付之阙如。举例而言，检察官动辄限制当事人出境，当事人却无法透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如此严重侵害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权，迄今仍未见司改委员提出讨论。
《宪法》第8条规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另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中的《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也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但目前有不少政府机关，可以对于民众限制出境，限制民众人身自由，除了司法单位外，就连税务稽征机关为了追讨欠税的目的，都可以对欠税的民众实施限制出境的行政处分。
在司法实务上，包括具保、责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羁押等，都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虽然处分轻重有别，但司法人员在实施任何一种强制处分时都必须格外谨慎，以减少限制人身自由处分造成基本人权的侵害。
由于羁押是最严重的人身自由限制，因此刑法诉讼法规定，羁押须经法官讯问后，裁定被告是否羁押。至于具保、责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等处分，因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较小，检察官可以自行处分。
法律规定，若检察官认为被告涉及法定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或有逃亡的可能性，或有证据灭失、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可以依法向法院声请羁押。经法官开庭讯问被告后，若认定有足够羁押事由，裁定羁押；被告不服裁定，可向上级法院提起抗告，寻求救济。
但是如果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虽涉嫌重大，但没有羁押的必要时，检察官可以自行决定对被告作出具保、责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等不同类型的强制处分，此时就不须再经过法院开庭讯问、裁定的程序。
虽然限制出境相较于羁押，并非是最严重的人身自由限制，但前者对于必须经常往返国内外洽谈商务的商界人士而言，禁止其出境，因无法赴国外洽商，造成公司事务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这跟人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眼睁睁看着公司营运受到影响，两者处境实无差异。
最令案件当事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一样被限制人身自由，处分较重的羁押，开庭时有律师可为此据理力争，不服羁押也能提起抗告，寻求救济；但是检察官一纸限制出境令，当事人却毫无任何法律上救济或申诉的机会，只能默默承受？这对当事人并不公平。
虽然当事人可以依据「准抗告」的相关规定，向法院声明异议，不过，被处分人知道使用的少，纵使异议被撤销，案子回到检察官，能获准解禁者也是少见。
更何况，羁押处分有时间限制，依法检察官声请羁押期限，最长不能超过4个月，但检察官的限制出境处分几乎没有时间限制，有些重大案件被告遭限制出境，时间动辄超过1年以上，这对侵犯人身自由的严重性，实难以想像。
而且案件经检察官侦结起诉，被告遭限制出境处分并未随着案件侦结起诉而撤销，检察官通常会依惯例，在案件起诉后，仍对被告实施大约2至3周的限制出境处分，以便案件移转法院后，由承审法官决定是否对被告接续限制出境。所以说，检察官限制出境处分，经常是「一限制就限到天荒地老」。
甚至，连被告假释或刑满出狱后，限制出境却仍未取消，由于检察官并未通知解除境管，因此移民署也就继续列为境管名单。直到他出狱后要出国时，被移民署官员拦下后，才发现其虽已完成刑罚，但尚遭境管，还必须自行到移民署办理解除境管后，才能出境。
限制出境的强制性因不如羁押，因此常受各界忽略漠视，但实际上，限制出境对于人身自由的侵害程度及危害，并不下于羁押。
检察官基于办案理由，动辄限制当事人出境，具有很大的强制处分权力，但依据现行法律却无法可以节制，而且当事人若不服检察官的限制出境处分，目前也没有适当的管道，可以寻求救济，因此司改委员若可以针对检察官的限制出境处分，提出制衡、救济管道的改革议题，相信将对台湾的司法人权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