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伯祥／省钱司改，跟着德国这样做就对了！
▲为解决检察官人力荒，达到省钱司改，可仿效德国的做法。（Photo by gil4r56y／Flicker／示意图）
根据中时电子报106年3月13日〈防滥诉学德国无关公益转自诉〉的报导，由于现行的告诉制度免费，于是好讼之徒动辄提告。诸如网路互骂而告诽谤、复制网路图片被告违反《著作权法》、大楼管委会贴催缴管理费通知而被告违反《个资法》，不一而足。这些案件大多数不会被起诉，但检察官却须投入时间及精力侦查。
普遍存在的「滥诉」现象，不但使被诉者苦恼，更造成检察官工作超量，非改不可。这篇报导并与近来不少基层检察官的投书一致，建议为了遏止滥诉，让检察官能专注侦查重大犯罪，可仿效德国，将诸如诽谤等无关公益的微罪案件，改采自诉人须负担费用的强制自诉（我国目前的自诉制度并未收费），藉费用负担及强制律师代理来遏止「滥诉」，或者干脆把这类无关公共利益的犯罪类型除罪化。
在汉文化里，的确有悠久的以刑逼民传统，但把提告诽谤、诈欺、背信、侵占这类侵害个人法益犯罪不成功的告诉人，一概称为滥诉，则未免独断。案件最终被不起诉的理由，可能是所告情事在法律上显不成罪，可能是微罪不举，更多的是经侦查后认为罪证不足。无论何者，都是检察官主观判断的结果。因此，以不起诉的结果作为滥诉的判准，等于是否滥诉全凭检察官说了算。事实上，根本找不到判断孰为滥诉的客观标准。尤其检察官负有侦查之责，要是因为检察官怠于侦查，最后以罪证不足为由不起诉，却可以反过来指责告诉人滥诉，等于是允许检察官把责任推给告诉人，更是焉有是理。滥诉的说法背后其实是（告人）不成功便成仁的逻辑，与古代官府为了遏止民众告状所设的反坐之罚其实是同样思维，目的都在阻挡民众申告，以解决官署不堪负荷的问题。
因此，要想借由遏止所谓滥诉来解决检察官的工作超量问题，根本是搞错了目标。司法体系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而设，若规定以上这些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被害人一律只得自诉（而且要付费），这样的司改恐怕只会激起更大民怨，而且只是把案件推给法院，根本是以邻为壑，其实也与其所欲仿效的德国制度大相迳庭。德国的自诉虽然采取有偿制，但并未规定特定犯罪的被害人只能提自诉。
德国值得借镜之处，是检察官的实务作业方式。虽然德国检察官也是侦查主体，但体认到自己是法律专家，并无侦查专业及资源，可谓「有头无手」，因此实务上侦查大部分还是移转给警察主导。通常警察独立侦办犯罪，侦查告一段落后才将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官只需决定起诉或不起诉。若认为警察的侦查尚未完备，则会再命警察补充搜证。只有在极严重犯罪、商业犯罪或有组织犯罪等特殊情况下，检察官才会以口头指示的方式参与侦查。因此，德国检察官原则上不讯问被告或证人，检察机关内也没有侦查庭的设置（若例外需要讯问，则在检察官的办公室内进行）。反观我国，开侦查庭讯问被告及证人，耗费检察官大部分的上班时间，比起德国，可谓极无效率的作法。
除了侦查庭，另一个无谓耗费检察官精力与时间的工作，是引用卷证撰写形式类似法院判决书的不起诉处分书。之所以像判决书，是因为《刑事诉讼法》赋予不起诉处分等同确定判决的实质确定力。德国的不起诉处分（EinstellungdesVerfahrens）没有实质确定力，因此除表示中止侦查之决定外，不须有太多内容。也因检察机关得随时续行侦查，故不需设再议制度以决定不起诉处分得否确定。
如果仿效德国的作法，不但办案的基层检察官可以省下许多开侦查庭及制作处分书的时间，高检署也因不须处理再议而可释放人力回基层，解决迭有检察官投书反应的人力短缺问题。这样的改革，仅需更动检察官的工作方式及修改《刑事诉讼法》，却可避免限制人民诉讼权的骂名，也强过未能提出具体人力需求，却可能造成组织肥大及严重财政负担的增员计划（有论者倡议增加检察官或增设副检察官），才是真正的省钱司改。
●尤伯祥，义谦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台北律师公会第27届常务理事、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宪政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常务执行委员、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专门委员。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