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侵害人民基本权 法界齐声呼吁限制出境须法制化
▲台湾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会24日举办「法治主义下限制出境法制化」研讨会，邀请政界及法界与会研讨，推动「限制出境」强制处分权的法制化。（图／记者王淑君摄）
检察官在侦查初期，往往只要有犯罪迹象，不问犯罪轻重程度，便命境管单位对被告限制出境，不仅对人民造成突袭，也让当事人无法及时救济，既影响其生活上或事业上的活动自由，又没有限制期的限制，对于被告的诉讼程序人权造成不利，也有侵害居住迁徒自由的违宪疑虑，必须从实务上及立法上检讨改进。
《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文规定限制出境，实务上是从《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限制住居」处分解释而来，将限制出境扩张解释为限制住居的一种方法，在被告欠缺羁押必要性时，用来替代羁押以避免被告逃亡的处分。限制出境是由限制住居解释而来，并无明文规定，此种处分类型是否具有正当性？为此，台湾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会24日举办「法治主义下限制出境法制化」研讨会，会中分成两场议程：从法治原则—论我国限制出境诸措施、从法治主义探索我国限制出境法制化，邀请政界及法界人士与会研讨，期望推动「限制出境」强制处分权的法制化。
台湾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城仲模在开场时表示，很多人是出国后才知道被境管，因为没有令状的文书通知，且常常一被限制就限制了3年、5年，甚至10年之久，原本的国外事业发展被迫停顿，除了影响人民的工作权、财产权，并且严重损害到国内商业的发展，甚至有违宪的疑虑。他更举出，在日本司法实务上，犯下滔天大罪者才会被限制出境，对应国内，只见限制出境的滥用。
虽然《刑事诉讼法》多次修法，已将多数重要的强制处分权限改为「法官保留原则」，但现今检察官广泛使用的「限制出境」处分，却未纳入是否有挂一漏万之嫌？与会的柯建铭立委说，立法院于25号在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中有委员提出将审查《刑事诉讼法》中的限制出境及限制住居的修正提案，其实立法院在上一届也曾经讨论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可惜最后没有结论，并且在司改国是会议中也曾针对检察官强制处分权进行讨论，可见限制出境对于人权的侵害有很大的影响。他期望透过专家与学者的多方讨论，凝聚将来对于限制出境法制化的更多意见。
▲立委柯建铭于会中表示，司改国是会议中也曾针对检察官强制处分权进行讨论，可见限制出境对于人权的侵害有很大的影响。（图／记者黄克翔摄）
另外，身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集委员的蔡易余立委则说，早期出国不频繁，限制出境对人民的影响较小，但如今地球村的时代，限制出境会影响人民的基本权。他建议限制出境必须由院检明确裁示限制出境，并有次数及期间的限制，同时可借此加速侦查及审理的时间。他也再次提及，24号立法院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中，除了他、段宜康委员与尤美女委员都有针对《刑事诉讼法》的限制出境修法提出提案，会在委员会中进行审查。
钱建荣法官则分享限制出境在司法实务上的现况。虽然移民署每一年要检讨限制出境的处分有无限制的必要，但若移民署没有每年定期检视，再者一、二、三审法官大多都承接检察官限制出境处分，也不额外进行撤销，以上种种让更多被限制出境者持续遭到境管，无法出国探亲、工作或旅游。而且限制出境因为于法无据，所以大法官从没有对此解释过，因此，他曾建议被限制出境的林益世案等相关人可以声请释宪，但因为其官司在身，所以也不敢申请。
限制出境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更需要透过明确的法律将其法制化及合法化。罗秉成政务委员说，如今司法实务上把限制出境当成限制住居的手段，限制住居是本，于法有据，限制出境是手段，如今却是手段大于依据。前政务次长陈明堂也建议该修法，大家都依着民国73年、解严前的刑庭决议作为限制出境的处分或判决依据，三十几年后的现在，这个刑庭决议是否合适，值得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