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绍玮／【限制出境法制化】谁说有权利必有救济！藏身法治国的限制出境
▲检察官不会发函通知被告限制出境，被告连被限制出境都不知道了，如何期望能在检察官函令境管的5天内提起准抗告？（图／视觉中国CFP）
「不好意思你被境管了！」是的，有很多民众往往是排定好出国行程、购好机票、拎着行李，直到出境的最后一刻，才一脸茫然地被移民官拦下，惊觉自己原来已经被检察官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这一名词对于一般人而言并不陌生，望文生义，就是「禁止离开国境」而已。然而，对于一个法治国（Rechtsstaat）而言，「限制出境」这四个字却是荒谬至极，因为遍查《刑事诉讼法》全文，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一条条文中曾出现「限制出境」四个字，当然就更别提法律人素来讲究的程序、要件及救济方式，一概付之阙如，检察官或法官认为有必要时，大笔一挥、境管命令一发即是。
尤其是检察官函令移民署境管的情形，大多不会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这种事前完全不需要受到第三人监督，事后难以救济的拘束自由处分，让人不禁想问，说好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呢？
那么，欠缺法律规定的限制出境处分为何可以一路畅行无阻，广为检审使用迄今呢？原来最高法院曾在民国73年时做出一个决议，认定限制出境是限制住居的一种方法，也就是把限制出境纳入《刑事诉讼法》既有规范的限制住居中，进而让限制出境摇身一变，得以披着限制住居的外皮大摇大摆地行走。然而，限制出境与限制住居真的可以混为一谈吗？
宪法第10条明文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可见得居住自由与迁徙自由绝非同一种权利。以现今限制住居的实务操作观察，主要是限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下简称犯嫌）的住居所不能随意更动，以确保将来诉讼文书（尤其是传票）送达的合法性，被告或犯嫌在国内的一般旅行则不受影响（迁徙自由）；但限制出境不仅侵害人民的迁徙自由，更会侵害工作权、财产权、探视亲人权利及其他基本人权，影响的层面显然远大于限制住居，却被当作是限制住居的一种方法，于法、于理、于情，实在都很难解释的过去，所以多位法律学者都曾大力抨击限制出境已属违宪。
几经法律学界奔走努力，立法院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打算于《刑事诉讼法》中增订限制出境章，但法务部却仍在去年立法院公听会上，引用着最高法院不合时宜的决议，振振有词的说限制出境就是执行限制住居的一种方法，属于替代羁押的处分，被告如果不服，可以依《刑事诉讼法》第416条规定提出准抗告救济，所以现行实务做法没有违宪等等。但法务部这种说词，如果不是还搞不清楚检察官到底如何运用限制出境，那便是睁眼说瞎话。
▲要申请解除限制出境，更是难上加难，甚至搞不清楚到底要向二审法院、一审法院还是检察官声请，如何有救济可言？（图／视觉中国CFP）
在以往实务操作上，检察官于侦查中对被告作成限制出境处分，往往不会附期限，也不会告知被告，起诉后也不会主动撤销，公诉检察官、法官更不会去关心这件事，于是乎案件终结了，被告无罪确定后几年，都还会发生人卡在机场出不去的情形，甚至被告要求解除限制出境，也搞不清楚到底要向二审法院、一审法院还是检察官声请（通常这三者还都互不承认有做限制出境处分），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有救济可言？
至于法务部所说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416条提起准抗告，更是缘木求鱼，因为条文规定，提起准抗告的「声请期间为5日，自为处分之日起算，其为送达者，自送达后起算」，在检察官不会发函通知被告限制出境的状况下，被告连自己被限制出境都不知道了，要如何期望被告能在检察官函令境管的5天内提起准抗告？难道在法务部眼中，一般国民都在移民署工作，所以一定能在法定期间内提起准抗告吗？
就算被告提起准抗告了，在最高法院决议限制出境就是限制住居的一种方法后，依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限制出境或限制住居都不过是羁押的替代处分，对于法官而言，既然没有事前审查的权力与义务，限制出境又是比羁押还轻微的慈悲手段，不会没事去打脸检察官。于是，就算被告能提起准抗告，也不过换回一张又一张驳回的例稿而已。在限制出境处分的面前，所谓的有权利必有救济，似乎显得格外讽刺。
大法官虽没有直接对限制出境做成过解释，但却不只一次的强调，要对人民的迁徙自由加以限制，就必须要符合宪法第23条规定的比例原则，而且一定要用法律明文规定（释字454、558号解释），这就是学术上所称的法律保留原则。正是因为如此，将限制出境的实质内涵（要件、期间、效力、救济方法）明文规定于法律中，使人民可以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何种法律效果，于权利遭限制时能被通知，同时设立事前法院审查的机制、事后救济的管道，这些都绝非笔者忝为律师的高谈阔论，而仅仅是法治国的最低要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