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限制出境法制化】有犯罪嫌疑，先限制出境再说？
▲法无明文规范下的限制出境，对于人民的工作权，甚至财产权都可能产生侵害，必须尽速修法，补足法律漏洞。（图／pixabay）
关于限制出境，虽广泛运用于刑事司法，但其法定性一向存有很大的疑问，也是目前必须修法补足之处。惟就算于《刑事诉讼法》中，加上限制出境的明文，但对于出境管制的法律规范，若未同步修正，问题仍会持续。
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并无限制出境的字眼出现，而是由司法实务以限制出境系执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种，来为合理化之依据。惟限制住居，仅是消极限制被告必须居住于一定处所，并无积极限制移往他处之自由。而关于限制出境，则涉及移往他国权利之限制，显然与限制住居所要规范者，有不同之面向。
再以我国已签署且已为国内法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将居住本国之自由与自由离去任何国家分列为第一、二款来看，亦可推出限制住居与限制出境，乃属完全不同的限制人民自由的强制处分。因此，以限制住居来涵盖限制出境，实严重逾越法律之界限，违反宪法第23条的法律保留原则及《刑事诉讼法》第1条第1项的程序法定原则。
在法无明文，却以限制住居加以涵盖下，于限制住居并无任何期间限制，也必然带来限制出境的无期限，就使声请人的出国，甚至探视亲友、经营事业等等之权利，受到极大的侵害。而这种无限期的限制出境，乃是对人身自由的最严重侵害，但于侦查中，却可由检察官为之，甚至于被告遭起诉后，亦未由法院来审查此等强制处分的合法与妥当性，亦严重违反宪法第8条，「对人身自由之限制，必须由法官为之的法官保留原则」。这也是《刑事诉讼法》必须尽速修法，以来补足法律漏洞的原因。
此外，必须同时检讨者，还有出境管制，即境管之问题。因于侦查阶段，检察官往往在未了解案情，亦未讯问本人的情况下，迳行发布境管令，其适法性恐该受质疑。
虽然依据《入出国及移民法》第6条第1项第6款，若国民涉有重大刑事案件嫌疑者，移民署可禁止其出国。而依据《入出国及移民法》第6条第5项，也只有在情况急迫下，才可由司法机关、调查局或警政署通知移民署为之，而且只限24小时；24小时过后，若无进一步来自法官或检察官限制出境的命令，立刻失效，所以这只是紧急且权宜的措施。由此也凸显出，目前司法机关动辄境管的现况，实有相当严重的法律缺漏，更糟的是，在尚未有任何犯罪调查，仅凭有犯罪之疑，即限制人民出境，亦严重侵害迁徙自由权，也须尽速修正，以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
因此，不管是限制出境或境管，若要具有正当性，势必得修法，但在未为修法前，司法者实不应、也不宜广泛运用如此的手段，以免离人权与法治国家越来越远。
【限制出境法制化】系列
吕绍玮／【限制出境法制化】谁说有权利必有救济！藏身法治国的限制出境
汤文章／【限制出境法制化】该被限制的限制出境
好文推荐
●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