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友辰／总算法制化的限制出境，但说好的无罪推定呢
▲法无明文的限制出境终于增订专章，但基于刑事审判「无罪推定」原则，应严格限制强制处分权之滥用。（图／视觉中国CFP）
为保全被告到案，防止逃匿海外，妨害国家刑罚权之行使，实务上检察官与法官常运用「限制出境、出海」的手段，控制被告自由行动，以利侦审程序的进行。然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无明文规范，仅赖最高法院73年度第4次刑事庭会议决议认定「限制被告出境，系执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种」的宣示，明显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明确性原则，然法界却奉行不渝，且行之有年。
对此，立法院在2019年5月24日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部分修正条文，明订限制出境、出海为独立型态的强制处分，增订「专章」，规范其要件、限制及救济程序等，以兼顾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及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让过去遭各界诟病的限制出境法制化，值得肯定。
此次修法有几个重点及遵行的宪法原则，应予阐明：
1.限制出境必须符合法定要件及具必要性，排除最重本刑为拘役或专科罚金等轻罪案件，不得限制出境，以符合《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的意旨。（《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2第1项）
2.必须有书面通知，并记载限制理由、期间、送达以及救济方法，以减少浮滥及黑箱作业，保障被告得及时依法救济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2第2、3项）
3.侦查中，检察官限制被告出境、出海，若要延长限制次数、期限时，则兼采相对法官保留原则，由法官审查是否有延长的必要。而法院裁定前，应给予被告及其辩护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以落实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3）
值得注意的是，依现在实务运作，检察官下令限制出境，常附带要求被告定期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报到。然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强制到派出所报到的明文规范，过去曾发生被告没有准时报到，结果派出所员警遭惩处的案例。对此，在2019年1月16日行政院召开讨论《调度司法警察条例》废止或修正的立法政策会议上，警政署代表曾主张应废除被告到派出所报到的不成文规定，避免增加基层警察的压力与工作负担，与会的法务部次长蔡碧仲亦表示认同。
笔者认为，此种「向派出所报到」属于强制处分配套措施的一种，若实务认为就特殊偏远地区有此需求，未来修法可增列：向「指定之机关」报到，俾利弹性运用而有所本。否则在现行欠缺明文规范下，仍应依回归《刑事诉讼法》第116条之2第1项第1款规定：「定期向法院或检察官报到。」由法院及检察署办理报到为宜。
其次，新制亦将限制出境、出海作为独立的「羁押替代处分」，有学者批评我国现行羁押替代处分，仅列举具保、责付及限制住居，其规定太过空泛，欠缺具体内容。在2018年3月，司法院为强化羁押替代处分措施，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16条之2规定，增列4款防逃机制，包括：「接受适当之科技设备监控」、「未经法院或检察官许可，不得离开住、居所或一定区域」、「交付护照、旅行文件或通知主管机关不予核发护照、旅行文件」、「未经法院或检察官许可，不得就特定财产为一定之处分」等，造成生活的不便与行动的困扰，有若五花大绑，可能损及被告的人格及尊严。
基于刑事审判「无罪推定」原则，在被告判决有罪确定前，应严格限制强制处分权之滥用，以免不符比例原则，形成对人权的过度侵害。特别是，被告在获判无罪判决确定后，即便解除限制出境、出海处分，亦无法回过头来比照《刑事补偿法》相关羁押、拘留限制人身自由处分规定求偿，只能自认倒楣。例如2016年卷入「浩鼎案」官司的前中研院院长翁启惠，两年侦审期间遭限制出境，无法出国参加会议，即使法院宣判无罪定谳，但前此限制出境所造成之损害，已然投诉无门，令人不平。
是以，在限制出境法制化后，立法者若要进一步讨论上述相关法制，允宜参考各国立法例，兼顾国际公约内涵、被告权益与防逃效果，权衡利害得失，设计可行措施，方属正办。
相对于此，税捐机关不用经司法程序，就可以依《税捐稽征法》第24条第3项迳行对欠税达一定金额的个人或公司行号负责人限制出境，期间为5年。如此的规定，与上开《刑事诉讼法》修正条文增订司法案件限制出境兼采「相对法官保留原则」，显有顾此失彼之嫌。
鉴于《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正当法律程序的贯彻，以及落实《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关于人民行动自由的保障，立法机关应通盘检讨，比照《刑事诉讼法》尽速修法，就欠税限制出境订定明确规范，对于具有急迫性之案件，采取相对法官保留原则，由法院审查是否限制出境，如经驳回则应即停止限制，建立事后审查制度，以排除税捐行政机关恣意决定，方能符合宪法保障基本权的精神及国际人权规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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