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友辰／监狱高墙内的人权呢喃
▲监狱主要在于矫正教化受刑人，培养其「再社会化」能力，仍应维护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图／记者李毓康摄）
2015年2月12日，高雄大寮监狱挟持事件震惊中外，6名受刑人集体举枪自尽，用生命控诉在狱中就医、假释声请困难重重等不平等待遇。
事实上，监所人权是检视一个国家人权的重要指标。监狱虽以强制力拘束受刑人的自由，但并不能剥夺其基本人权；具有国内法效力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政公约）第10条第1项即规定：「自由被剥夺之人，应受合于人道及尊重其天赋人格尊严之处遇。」故监狱人员执行职务时，仍应维护受刑人于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监狱如欲加以限制，仍需符合《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的要求，不能逾越矫治处遇目的之必要程度。
或许有人会质疑，为何我们要跟定罪后的受刑人讲人权？我国《监狱行刑法》第1条规定：「徒刑、拘役之执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适于社会生活为目的。」由于在监服刑的人并非永远被排除在社会外，每个人都有机会复归社会生活。因此，监狱行刑除了公正应报及一般预防目的外，主要在于矫正教化受刑人，培养其「再社会化」能力，以符合《公政公约》第10条第3项：「监狱制度所定监犯之处遇，应以使其悛悔自新，重适社会生活为基本目的」之保障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3月获聘来台的10位国际人权专家初次审查我国落实《两公约》报告时，所做成结论性意见与建议亦曾指出：「监狱人数过多会导致许多人权问题，例如卫生与健康标准欠佳、缺乏隐私、暴力充斥，以及常常导致监狱环境被认定为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同时建议台湾应改善监狱医疗服务，并移由现在的卫生福利部来负责。专家的建议涉及《监狱行刑法》等法案、政策的调整与修正。然而，4年过去了，审查委员在今年1月进行第二次审查时也对政府迟未改善现况严正表示：「在一个像台湾一样高度发展的国家，以缺乏人力资源和经费有限等做为监狱环境不人道、过度拥挤的借口，这是无法接受的。」
监狱过度拥挤只是监所人权问题的冰山一角，传统以来，受刑人一直与军人、公务员及学生被视为「特别权力关系」的对象，认为对监狱的处分负有容忍服从义务，不服监狱不当或违法的处分，也不能提起行政争讼救济。由于特别权力关系不符法治国原则，晚近已逐渐遭到扬弃，此从2011年司法院释字第691号解释，到今年12月甫出炉的释字第755号解释，大法官透过释宪强调《宪法》第16条保障人民诉讼权，不得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剥夺。
基于「有权利即有救济」的理由，应给予受刑人申诉与诉讼权的保障。由于申诉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机关自我审查纠正的途径，与司法救济并不相当，因此，承认受刑人于其宪法保障之基本权利受侵害时，有向法院请求救济的权利，应不仅限于向监督机关申诉而已。当然，为了避免司法资源因滥诉而遭到滥用，受刑人基本权利唯于侵害非显属轻微时，始得向法院请求救济，以免陷狱政管理于窘境。
回顾2010年10月间，笔者曾受法务部邀请参与研议《监狱行刑法》修正草案，该草案系参照联合国《在监人处遇最低标准规则》及日本《关于刑事设施及被收容人等之处遇法》作为修法所揭示之标准。为了使受刑人诉讼权能受到完全保障，另外增列「申诉」专章，作为健全申诉制度及提起诉讼救济的规范，除了规定申诉、再申诉及向法院声明异议之程序外，并明订应设置具有外部专家学者、社会公正人士共同参与组成的申诉审议小组、再申诉审议小组，以避免外界质疑审议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惜乎，该项符合《两公约》及先进国家狱政改革潮流的草案打造完成后，竟多所迟疑并束之高阁，使狱政革新昙花一现，徒呼负负。
同样长年被外界忽略的，还有在监狱内管理人员所承受高压、过劳的工作状态，亦值得关切。法务部在大寮事件检讨报告中，提出了10年监所改建计划，不过法务部检讨方向，如果只是针对重刑犯高度控管，不改善监所整体环境、受刑人不平等待遇以及管理人员的工作条件，欲求高墙内风平浪静，恐怕徒劳无功。
在本月初大法官接连作成释字第755号、第756号解释如燕呢喃促动之下，期待能够唤起新政府的重视，尽速检讨修正现行《监狱行刑法》，通盘启动监所相关符合人权标准的措施，以逐步改善监狱设备与受刑人处遇，让人权的阳光照进监狱的铁窗内，开拓我国人权保障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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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友辰，执业律师、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着有《苏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