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友辰／坏人或病人？监护处分能减少精障者再犯罪？
▲要解决精神病患犯罪，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得透过专业治疗，如今把所有受有监护处分的个案收治在同一处所，难有治疗及降低再犯的效果。（图／视觉中国）
2016年3月犯下内湖小灯泡命案的被告王景玉，因精神鉴定罹患「思觉失调症」，高等法院于2018年7月判王景玉无期徒刑，同时宣告他刑后要入相当处所，施以5年的监护处分。
所谓的「监护处分」，是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它规定在我国《刑法》第87条，受刑人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欠缺责任能力判处无罪或其辨识能力显著减低得减刑者，而其情状足认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时，在释放前，刑之执行完毕前或后移至精神医疗机构等适当场所，进行强制性的监护治疗，是我国对精神障碍犯罪者所为的司法处遇方式。
我国监护处分期间最长为5年，如为刑后监护，依照规定，无论病情是否稳定或改善，时间一到，即须结束监护并返回社会。近年来，精神障碍者随机杀人事件频传，社会上逾八成民众认为应修法改成「终身监禁」。但监护是保安处分并非刑罚，其期限的长短仍应由法官参酌专业鉴定，若精神疾病有特殊情形，需较长的时间治疗，法定5年期间无法满足治疗之需求，应考虑修法，规定在必要时可延长3至5年，使其更具有弹性。
值得注意的是，实务上对于监护处分要件「情状足认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之认定，通常由法院参考责任能力之精神鉴定报告为准。不过，责任能力之有无，仅是作为判处无罪或有罪减刑之依据，与是否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的认定有所不同。基于专业考量，应仿照德国审判制度，对于再犯危险评估的认定，另交由专业鉴定人鉴定，作为并宣告监护处分之凭据，不宜一鉴两用，致有偏失。
其次，关于监护处分的执行时段，原则上先执行刑罚。然而为防止精神症状在侦审过程中恶化，且为满足被告的治疗需求，使其未来有完整的刑罚适应能力，笔者认为可参考美国的「系统化拦截模式」，进行处遇制度的规划。随着刑事程序的进展，在各重要阶段便与精神卫生体系共同合作，让精神障碍者可提早接受治疗，以免冗长的审判程序及欠缺治疗性的羁押，加剧其病情。
此外，学者专家均肯认要解决精神病患的犯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得透过专业治疗。但研究指出，精神疾病样态复杂，在监护治疗中有暴力倾向、反社会人格特质的精神病患，容易欺负其他患者，甚至挑衅、攻击医护人员，形成人身安全的高度威胁。台湾司法精神医学会理事、草屯疗养院主治医师黄聿斐认为，把所有监护处分的个案收治在同一处所，难有治疗及降低再犯的效果，她建议应参考德国体制，以跨部会合作的方式，设置高度戒护的「司法精神病院」，以免专业治疗和监护保安工作分离，顾此而失彼，致事倍功半。
可惜的是，我国目前并无专责的监护处分执行处所，而是由全国各检察署自行寻找适合的公私立精神医疗院所签约，委托其代为执行，难免发生以上所说的流弊。若果能仿照德国设置具有高度戒护设备及人力的「司法精神病院」，对刑前或刑后精神障碍犯罪者的监护处分制度，依照被监护处分人的病况及再犯危险性，分流至不同执行机构处置，如此监护处分制度可望落实。
为解决精神病患的犯罪问题，应重视精神障碍犯罪者的司法处遇制度，除了建立更精确的监护处分制度外，其中，轻罪者（如窃盗、诈欺犯等）可借由缓起诉或缓刑宣告附加完成精神治疗之负担，及时协助其获得治疗；重罪者除处刑外，并依上述区别性的处遇宣告施以监护处分。
当监护处分法定期间届满时，若尚未改善而有再发作或犯罪之虞，则由卫生福利部依《精神卫生法》所建构的体系接手，循序执行，分阶段施以强制处置鉴定、强制住院治疗、社区治疗与社区访视等规定，协助精神障碍犯罪者于结束监护处分返回社会后，继续追踪并适时给予治疗。同时，再引进德国行为监督制度，类似于我国的保护管束定期报到制度，形成环环相扣的网络，达到有效治疗及防止再犯的效果，以免有所脱节或断层而前功尽弃。
国家如能对精神障碍犯罪者多一些关注及付出，透过刑事司法体系与精神卫生体系的整合及相关配套的建置连结，使其能获得全面性控管及周全的处遇，如此才能促进其适应社会生活，进而有效补强社会安全网且防范于未然，也不致让他们陷入再犯罪、再戒护治疗的恶性轮回中，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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