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友辰／检察官裁量权的扩张与制衡
▲为避免检察官滥权，保障人民司法权，需全面检讨检察官监督机制。（Photo by geagleiam／flicker／示意图）
日前，法务部长邱太三为节省司法资源，公开表示将修改内规，将声请再议（系指告诉人对一审检察官不起诉处分声明不服，声请二审高检署检察官重新审查）限制以两次为限，并以二审自行侦查取代两度发回，或命令一审检察官迳行起诉，以减少一再反复发回续查的负担与结果。笔者原则上乐观其成，但认应予以法制化，不宜仅修改内部规则，减少人为的操纵。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采「起诉法定原则」，检察官裁量权相对有限。为减轻法院负荷及积案，在1999年全国司改会议期间，法务部即提出说帖，建议酌采日本「缓起诉」制度精神，并参考德国刑事诉讼法有关附条件及期间之职权不起诉规定，使检察官裁量权之行使更具弹性。几经立法折冲，遂于2002年2月完成缓起诉立法。
惟考虑「检察官拥有越广泛裁量权，滥权的可能性即越大」的弊端，以及为保护告诉人或被害人的诉讼权益，依日本立法例，其监督检察官裁量权的机制，内有「检察一体」的严密监督，外有民间人士组成的「检察审查会」负责审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是否妥适，同时尚有「准起诉」制度，供特定犯罪被害人向法院声请正式审判救济。
于此要特别提起者，司法院在2015年11月完成的「分流制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之下，透过简易程序、简式审判及求刑协商程序，加上原有的不起诉、职权不起诉及缓起诉，让检察官充分拥有不起诉裁量权，大量减少案件进入通常审判程序，旨在使法院案件负荷减轻；而在草案中进而扩大缓起诉案件之适用范围、扩大协商程序、扩大协商科刑范围等配套设计，此种节节扩张检察官侦查、起诉及处分裁量权已经达到一个让人忧心的程度。如若内部监督机制失灵或不健全，而外部监督机制又未及时建立及有效运作，则审判权自我限缩退让，检察权力相对膨胀（包括侦查、起诉或不起诉、缓起诉、裁罚、刑罚执行等集于一身），对人民诉讼权（包含被害人告诉权、再议权、交付审判权等）的保障恐将造成伤害。
▲当检察官拥有越广泛的裁量权，若内外部监督机制失灵，对人民诉讼权的保障将造成伤害。（图／记者孙曜樟摄）
鉴于内部监督机制受限于本位立场或官官相护文化影响，人民无法放心；而外部监督之交付审判功能不彰，早为人所诟病，另特别告发或无直接被害人案件（如贪渎犯罪、滥权追诉处罚罪、枉法裁判罪及凌虐人犯罪等）的不起诉或缓起诉处分，甚至如内部「签结」黑箱处分，若无增订更有效外部监督机制以为制衡，除增加检察官的裁量权滥用的风险外，对司法公信力势将无法提振。
故在引进日本缓起诉制度之后，相对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如日本「人民检察审查会」时机已愈加迫切。对此，笔者曾在前述司法院2012年成立的「分流制刑事诉讼」研修会，建议于刑事诉讼法第258条之4交付审判规定之后新增「人民检察审查会」条文，以为因应。惜乎，三年打造期间届满，匆促熄灯打烊，致留下残垒。
所幸上开设置审查会的建议，法务部长邱太三在本次司法改革国是会议召开前，已有公开回应表示认同，且司改国是分组会议第三组并将「检讨检察官监督机制」议题列入讨论，如能作成完整配套运作，对检察官职权有效制衡，将是人民诉讼权最大的保障。
●苏友辰，执业律师、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人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着有《苏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