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从轻发落吗？
太阳花学运暂告一段落，而之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曾说，事后对学生的究责，宜从轻发落，只是法务部长罗莹雪却强调，进占国家机关的行为必须依法究办。
两者的话语是否有落差，不得而知，不过针对学生的刑事究责，是否可依法宽待，却是必须关注的焦点。
就学生进占立法院所可能涉及的罪名，除侵入他人建筑物罪，属告诉乃论且为一年以下之轻罪外，其他所涉及者，多属妨碍公务类之罪。这可能包括刑法第136条第1项的公然聚众妨碍公务、第138条的毁损公物及第140条的侮辱公署等罪。而此类犯罪，不仅为非告诉乃论之罪，且其中的聚众妨碍公务罪，甚至可处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惟因此等罪名的最轻本刑都在三年以下，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1第1项，属得为缓起诉的范畴，检察官自可借此让学生尽早解脱诉讼。不过，检方动用此权限的前提，往往是在被告认罪的情况，但此次太阳花学运，既然强调以公民不服从，且不惜触犯法律的方式为抗争，欲期待学生以认罪来换取缓起诉，显属缘木求鱼的想法。
既然如此，学生被起诉乃属不可避免，则于法庭之上，是否可以立法失能及维护更高的宪法价值，而来阻却犯罪的不法性呢？由于公民不服从，虽抱持着为为民主、为人权的良善动机，致对法律的不公、不义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惟此主张毕竟是基于自然法，而非实定法之权利，故关于所谓不公、不义或和平抵抗等之意义，就趋于浮动。且即便立法院已失代议政治之功能，惟学生是否已穷尽既有的法律救济管道，致使攻占立法院成为逼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肯定又会陷入人言人殊的状况。
也因此，法官若真以空泛且模糊的公民不服从，而来为超越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不仅得面临明确性原则的挑战，更可能因此涉及刑法第124条枉法裁判罪及第125条第1项第3款的故为出入罪，致陷入严重的义务冲突。尤其若考量我国司法的保守性，欲以公民不服从来阻却不法，其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
所以，法官在受限于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既难以对学生免除刑责，就仅能以缓刑为宽待。只是与缓起诉类似，法官欲为此种判决，必然会考虑到被告犯后之态度及是否有悔意。惟在公民不服从本就是借由触犯下位法，来彰显不正法律的存在，以维护更高的法律价值，怎可能期盼被告深具「悔意」？故法院若真以缓刑对待，不啻也在迫使被告自白，致严重侵害人民的不自证己罪权。
而不管对学生能否依法轻待，在司法必须讲求独立下，不管是行政院长、还是法务部长，都不能对检察官为个案指示，更无权干预法院该为如何之判决。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