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说法／为什么限制出境需要法律依据
▲限制出境所限制的可能是人民的工作权，甚至是生存权。（图／视觉中国CFP）
当有事实足以认为被告有湮灭证据、串供、逃亡的可能时，《刑事诉讼法》制定了一些手段，为了能够保全证据、防止逃亡、确保刑事诉讼及刑罚执行。这些手段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限制到人民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们才需要用法律明文规定。
例如「羁押」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处分，法院裁定将被告将被告收容至特定处所，以确保日后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及刑罚的执行。而我们所讨论的限制出境，目前实务作法，认为限制出境是限制住居的替代手段，而限制住居又是羁押的替代手段。
通常做为替代手段的一方，所带来的侵害通常小于原处分行为。如羁押与限制住居，羁押限制的是被告的人身自由；而限制住居则是居住自由的限制。被限制住居的人，仍然拥有人身自由，你可以随意的决定从A地到B地，只要提供法院一个可以收到传票的地址，并可以到庭开庭即可。
过去，出国的机会可能非常的少，但随着交通科技进步、世界地球村化的发展，出国不再是难事，出国也不仅仅是旅行、游玩这么单纯。限制出境所限制的可能是人民的工作权，甚至是生存权。当一个人的事业在国外，限制他出国，当然限制了他的工作权；当公司外派其出国考察，但因为限制出境，必须拒绝上级的要求，若因而丢了工作，更可能侵害到生存权。
根据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公政公约）第12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含自己的本国。虽然公政公约是国际条约，但为了让人权保障更加完整，目前已经将公政公约透过两公约施行法内国法化。所以，去任何国家，已非单纯宪法上迁徙自由的概括保障，而是可以直接主张的基本权利。
限制出境法制化，才能避免恣意妄为
限制出境的立法是必要，也是必须的。限制出境除了侵害人民的基本权，需要法律明文限制外，也必须让法官有法能够依循、有法律依据能够做出裁定。现在的司法实务，因为缺乏相关的法规，限制出境与否全靠法官个人的心证。
以过去著名的伍泽元案为例，伍泽元得以逃亡海外，就是因为当初立法院秘书处发出「赴日考察交通建设与国会」文件给高等法院，伍泽元案的庭长黄瑞华刚好休假，便由庭长许正顺代替黄庭长直接以「行政公文」，发函境管局及立法院秘书处，解除出境限制。
法官是如何决定放走伍泽元呢？根据媒体报导，当初本案的受命法官吴灿，在收到立法院的公文后，有口头跟同庭的法官讨论，且依循过去的往例，解除限制出境，不需要开合议庭下裁定。于是伍泽元就在立法院的背书下，合法的离开国门，并一去不复返。这个案件引起外界一阵哗然，但因为缺乏法律的依据，也都无法究责。
这就是缺乏限制出境的法律明确规范下会发生的问题。法官可以不用开合议庭，不用以裁定的方式为之；法官可以简单口头开个会，简单的做成行政公文函给境管局，就可以让被具体求处15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7年，且将要卸任立委的伍泽元，以立委出国考察的理由轻易的离开国门。若只要工作单位提供证明，就可以合法出国，那以彭爱佳声请解除境管一案来看，如果今天中视出具证明，一、二审都被判「无罪」的彭爱佳是否就可以解除限制出境呢？还是法院觉得立委比较大呢？（本文转载自法操FOLLAW）
▼前司法院副院长城仲模在限制出境座谈会中表示，限制出境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必须法制化。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多元的声音与观点，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