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落跑！要多数不会跑的连坐？ 律：限制出境需立法
▲律师谢协昌认为，限制出境若没有法律明文，影响的是宪法保障人民的权益。（图／记者黄克翔摄)
司法院一份自102年至105年的统计，一审判决后潜逃出境的比例约1.5%、二审0.07%，有罪定谳后比例较高，约16.7%。这份统计包含有受限制出境等强制处分的人数，显见，潜逃的比例更低。但仅因极少数人的行为而对大多数人通通进行限制出境，其必要性似乎有检讨空间。
律师谢协昌在「法治主义下限制出境法制化」研讨会中认为，限制出境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会跑的还是会跑，但实务上综观，这仅是极少数人，限制出境的使用在当前是否过于浮滥，确实有检讨的必要。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限制住居，是限制被告住居所指定权，迁徙自由部分并无任何限制，充其量仅是便利文书送达及通知。
但目前实务上所使用的限制出境，则是完全剥夺出境的权利，对《宪法》保障迁徙自由的限制。而大法官会议所做出的解释也显示，人民的入出境权利并非不能限制，但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以法律明定。只是现行法规连「限制出境」几个字都看不到，在欠缺法律明文规定下，这样的强制处分，恐怕有违宪疑虑。
▲现行法律实务上使用限制出境，是否有检讨必要，引发学者专家关注讨论。（图／记者杨佩琪摄）
谢协昌也认为，实务上多以最高法院的决议或判决所发展出的「限制出境为限制住居的方法的一种」为依据。而司法机关只对被告限制住居，表示被告可以出境，若限制住居已经涵盖出境与否，为何还要再另行谕知限制出境？
况且，羁押处分有期间和次数的限制，为何限制出境没有？明显违反不符合比例原则。也就是说，被告一旦被限制出境，就得默默等到案件结案，少则一年、三年，多则超过十年以上都有，如此毫无期限，对人民的婚姻、事业等影响之大明显可见，就连监察院也曾在调查报告中指出，限制出境恐有过于浮滥，导致影响人民权益之虞。
谢协昌表示，司法机关侦审过程中，进行限制出境虽有其必要，但现在的法官、检察官对无罪推定等概念，皆有加强的必要，在法律保留原则下，法制化明定完整规范是有绝对必要，不仅是对人民权利的限制，也是对机关权力的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