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法人员也穿上战斗背心

（图／本报系资料照片）

热衷于制服、党徽、旗帜的政党大概首推威玛共和的希特勒，纳粹终于走向极右的法西斯政党。在集体意识与权威服从的意识型态下，希特勒疯狂地遂行屠杀犹太人，灭绝残疾民众等令人发指的罪行。何以希特勒能够使其党徒可以蔑视个人的理性与良心，毫无思考地执行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暴行？

1961年7月，纳粹党杀人魔徒阿道夫‧艾克曼（Otto Adolf Eichmann）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后的一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进行了「权力服从实验研究」。测试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究竟有多少。

1963年发表实验结果，当实验中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即使参与者听到痛苦尖叫声，受到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参与者仍然会继续执行命令。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极为强大的服从意愿，甘愿去做任何尺度的行为。1974年，毕克曼（Leonard Bickman）的研究结果更证明了穿着制服，显示是服从权威一个强而有力的规范。

台湾近年在蓝绿对立的极端情势下，有形无形的权威命令充分演示了米尔格伦的权力服从理论。政党的战斗背心明白用以区别政党属性。一时之间蓝、绿、橘、黄各种战斗背心从公开场所到议会，从开吊告别式到喜庆宴会，莫不看到政治人物穿着战斗背心出现。立法院院会甲级动员，各党皆在动员令上注明「着制服」。原先讲道理数人头的议场，却变成了旗帜鲜明号令齐一的杀戮战场。许多议案跳过委员会，执政党利用人数优势直接表决，全然已是法西斯型态的议会。最近更有甚者，连政府机构也流行穿战斗背心。这种作为与全身黑衣的帮派分子还有任何差别吗？

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民主制度最

大危害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与意识型态（ideology），却成了现时台湾奉为圭臬的政治手段。不以说理去建立「我者」与「他者」的差别，却用「我者」与「他者」替代说理，造就了对立与理盲。

非但是实质的「战斗背心」，桎梏在人心的还有一件看不见的「意识背心」莫名地自我套在头上。这件「意识背心」竟然渐渐穿到了司法人员的身上，虽然不是实质的背心，却是无形的枷锁，自己编排成一个自以为可以讨好执政党的派系。宪法所要求超越党派独立审判的法官，如今也全变了样。从前瞻计划表决、促转会的争议、政治团体与《政党法》疑义、财团法人修法、监委任命同意投票等几个释宪的声请，大法官毫不犹豫地跳进收拾泛蓝的政治残余势力的行列。

审判法官在太阳花事件中，搬出自己也不能相信的抵抗权，硬是要成为执政党的跟屁虫。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案、翁启惠院长的贪污案、石木钦的关说案等等，根本不敢审理。司法人员与富商相互勾结成为贪污的集团，司法单位竟然还大剌剌地订出标准，10次邀宴、3件衬衫算是情节轻微。这么多人的贪腐舞弊，长官同僚还能推诿不知？整个司法机构已经成为互相包庇的犯罪共同体。是政治正确就可保住官位，做个安乐公吗？检察单位是行政体系的一环，行政院当然如臂使指，做得就更是打手一般。日前笔者担任考试院司法官的口试委员，问到法官伦理的考题，表面上这些还未考上的青年学子回答得高尚，但心里真不知道是如何看待这些肮脏的前辈。

脱掉吧！我们不愿看到穿上战斗背心的政治人物，更耻于见到迫不及待要套上政治背心的司法人员。对于这种微不足道的背心都不能脱掉，能让社会大众相信各政党将脱掉暴力，脱掉煽情，脱掉理盲？台湾经历了多少苦难才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圈打滚的诸公真要自我编排成黑道领袖，继续激化人民强烈对立来谋得政治红利？对于那些不能秉于法律伦理与专业训练的司法人员，我已找不出语言来开骂了。（作者为中国文化大学法研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