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政治正确与墨子的经济理性

——对荀子非议墨家节用之辨析

摘要：荀子批评墨子“上功用”，墨家学说的确基于功利论；荀子批评墨子“不知壹天下”，墨子的确反对大一统；荀子批评墨子“僈差等”，墨子的确主张淡化社会等级制度。但荀子所谓“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则反映了荀子自己思想之中深层的逻辑矛盾。司马迁所言“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是公允的评价。司马迁所谓“墨者儉而難遵”也是实情，企业家精神也是“儉而難遵”，“不可遍循”。但是，荀子和司马迁墨学批评的背后，笼罩着忠君重礼的大一统政治正确。

（作者：南方在野，全文7631字，本文未经授权不得随意转载。）

◇关于“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

荀子对墨子的批评是：“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这句话确实存在多处逻辑问题。首先，“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存在逻辑上的断裂或“偷换概念谬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对墨子学说的肯定评价，表示墨子学说有充分的依据和合理的论证。然而，接下来的“足以欺惑愚众”则是对墨子学说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负面评价。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断裂，即从对一个学说合理性的肯定直接跳到了对其可能影响的负面评价。仅仅因为一个学说有理有据，并不能直接得出它具有欺骗和迷惑大众的结论。荀子从事实判断直接跳到价值判断，逻辑推理上存在断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与“欺惑愚众”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逻辑联系。换而言之，荀子犯了“偷换概念谬误”：荀子在这里将墨子学说的合理性（持之有故且言之成理）与该学说对民众的潜在影响（足以欺惑愚众）混为一谈。如果荀子如此说话能成立，那就能得出任何胡说八道的武断结论。无论何家何派，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理有据是智者的表现，用理据来说话，乃是沟通理性，决不是对人的“欺惑”。反之，言之无理持之无故，却大搞立场宣示，贩卖价值判断，煽动情绪，诉诸非理性因素，才是真正的“欺惑愚众”。实际生活中，很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学说也往往只能说服智者；无理无据的立场宣示情绪宣泄，却往往足以欺惑愚众。荀子批评墨子“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隐藏了他在文化批评中的一种立场先行、藐视理据的倾向，这足以让智者不安，而让愚众欢呼。糟糕的是，荀子这句话在荀子《非十二子》篇章之中反复出现，广泛用来指责他派学说。凡不符合荀子政治主张的，即被他骂成是“邪说”“奸言”，这已经不是学术讨论，而全然是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态。为了独尊儒术，如此藐视理据，贩卖价值判断，煽动情绪，定罪盖帽，真足以让儒众欢呼雀跃，而让智者仁人叹为观止。其次，“不知壹天下”与“僈差等”的批评，这里面可能显示了荀子自己深刻的逻辑矛盾。“不知壹天下”说的是墨子反对“大一统”；“僈差等”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忽视社会上下等级专制制度，另外一种则是忽视对多元化、多样化的尊重和兼容。按照荀子的主张，他是主张大一统，并且主张社会上下等级专制制度的，他这种主张一旦落实，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李斯或韩非子严酷的法家统治，是不容多元和差异的。对于荀子的这个主张，墨家是坚决反对的，故此荀子批评墨子“不知壹天下”与“僈差等”（注意不是“僈差异”），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荀子这一句话。荀子主张差等，具体主张的是社会上下等级专制制度，他并不主张兼容差异、多元化、多样化，因为他提倡大一统。荀子的这种思想观点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当时的社会面临着分裂和动荡的局面，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大一统和等级制度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但荀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忽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需求。他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在荀子看来，强调多元化和多样化可能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故此，如果将“僈差等”理解为“僈差异”，那就是忽视多元化、多样化。显然与荀子自己所主张的大一统相互矛盾。而墨子反对“大一统”，提倡兼爱非攻，却是一以贯之地主张多元兼容，不存在“僈差异”的问题，墨子反对的是人为建构的社会等级秩序。对此荀子应该对此心知肚明。但是荀子却故意混淆是非，将墨子学说兼容多元尊重差异这一点进行抹杀，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荀子天论篇：“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荀子·天论》。荀子反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尊重多元与个性差异的形象。这是真正的“欺惑愚众”。如果荀子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学说，就不难发现他自己思想之中的严重的逻辑矛盾和问题。因为若是“壹天下”，实行“大一统”，那么就必然会忽视多元化和多样性。相比之下，墨子主张兼爱和非攻，强调和平反对侵略攻害，更符合多元兼容的理念。至于墨子反对“大一统”和人为建构的社会等级秩序，这也是他与荀子思想的重要区别。墨子反对大一统，主张兼爱非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协作，反对通过战争和暴政来实现统一。墨子认为儒家或法家的社会等级秩序是人为建构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此他反对这种等级制度和大一统构建。荀子说墨子“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荀子对墨子的批评似乎是基于一种误解或是对墨子思想的刻意片面理解。首先，墨子的“节用”思想并不等同于“大俭约”，更不是主张消除差异和区别。墨子强调的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避免过度和无谓的消费，以及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这种节俭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不是为了消除差异和区别。其次，墨子的“兼爱”思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协作。墨家僈差等，但是并不僈差异，墨家并不主张消除君臣之间的差异和区别，而是主张君臣之间应该以契约为基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因此，将墨子的“兼爱”思想与消除君臣差异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再次，所谓“僈差等”这个说法也隐藏一个问题，也就是“差等”（等级差异）这个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实然现象，但是儒法两家确实是在火上浇油，刻意强化等级差异。墨子对此的态度是反对儒法两家的强化。僈，这个也就是说不拥护，怠慢，淡化等级差异。墨家的态度是承认现实，但主张应该努力逐渐改变现实。其实墨子也知道等级差异乃实然现象，但是实然并不意味着应然，更不是可以强化等级差异的理由。故此，墨家反对儒法两家对等级秩序的人为刻意地强化。最后，墨子的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其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如礼乐等级制度所造成的体制性财富浪费，列国攻战对社会协作和经济活动的破坏，等。“节用非乐”、“兼爱非攻”等思想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目的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维护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而不是为了消除差异或迎合某种政治利益。荀子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利益或权力的需要，诉诸政治立场（大一统的等级专制制度），对墨子思想进行批判，这是不正确的。荀子对墨子的批评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和误解。总之，对于荀子的墨学评论，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理解其历史和社会背景，辨析其内在的逻辑问题。我们应该全面、深入地理解墨子的思想和主张，而不是基于片面或误解对其进行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

◇关于“尚俭而弥贫”

荀子批评“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荀子·富国》。也体现了荀子自身思想的一些问题，以及荀子对墨子思想的深刻误解。众所周知的是，荀子主张“一天下”，即大一统。他曾批评墨子“不知一天下”，指责墨子不拥护大一统。是否拥护大一统，这是荀子与墨子思想的重要差别，这是荀子了然于心的。然而，荀子在批评墨家尚俭时，下意识犯了一个错误：认为墨家会强制制定一个节俭的标准让大家普遍无差别地执行。这显然是以自己那“一天下”的思维来揣测墨学，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主张“一天下”，当然明白大一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又害怕墨术以“大一统”的形式在天下诚行，他害怕墨家会强制人们普遍执行墨者的节用标准。这不仅反映了“大一统”学说本身的脆弱，也反映了“一天下”的思维模式已经深入荀子的潜意识，他在批评墨家节俭的时候，就在无意识之中以“一天下”思维揣测墨学，从而导致了他对墨学深刻的歪曲和误解。但是荀子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之中深层的逻辑矛盾，他依旧说：“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荀子似乎是在指责墨子主张的节俭会导致贫穷，认为不折不扣的节俭会导致贫穷。——似乎是基于一个假设：节俭到极致会导致贫穷。然而，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并不成立。需要澄清的是，墨子的“节俭”理念并不是强制人们过分抑制消费，而是主张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避免过度和无谓的消费。况且墨子的节用并不仅限于消费的节俭，也包括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节用理念是基于对生产要素的珍惜和有效利用，而非导致贫穷的原因。贫穷与节俭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节俭作为一种储蓄和积累财富的手段，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通过节俭，人们可以积累资金用于生产周期更长的投资，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多样的消费需求（比如多样的物质消费与教育和文化消费），进而满足人的多样化的需要。节俭作为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可选项，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资源、积累财富并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时，墨家的节俭理念是在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过程中体现的，基于自愿的个人的节俭不仅不会有损社会整体利益，反而能增进社会福利。节俭有助于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荀子对墨子的批评并不成立。墨家作为工商阶层人士，他们将践行节用兴利的价值观视为自身的责任，并在功利论的基础上劝导人们节俭，在义务论的基础上批评体制性浪费，应该被尊重。荀子对墨子的批评中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没有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论点，而且在批评墨子时存在一些误解。在分析荀子的观点时，需要考虑到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并对其进行适当的评价和批判。实际上，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虽然司马迁不敢或不愿为墨子立传，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墨者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这句话可以视之为对荀子“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的最好回应。墨家主张“节用”，强调在生产中要节约利用各生产要素，强调在生活消费中要提倡俭朴珍惜劳动成果，提倡通过节用增加储蓄积累资本，这是墨家“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墨家这一主张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实现“人给家足”的重要途径，是墨家的特长，即使其他百般技艺也无法替代。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节用”是一种有效的资源管理和经济行为。通过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可以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对于一个生产要素有限稀缺的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节用”也有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当人们能够合理地管理和使用资源时，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也会相应提高，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节用”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一个社会如果普遍存在浪费和过度消费的现象，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加剧。而“节用”则可以促使人们理性消费，减少奢侈和浪费行为，从而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同时，“节用”也可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当人们能够节约和储蓄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和进步。最后，从个人角度来看，“节用”是一种美德和品质。它能够使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避免盲目追求物质享受和过度消费。通过“节用”，人们可以培养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能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同时，“节用”也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当人们能够节约和储蓄时，可以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更有信心和应对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人生的各种挑战。综上所述，司马迁认为墨家的“节用”思想是实现“人给家足”的重要途径，这是非常公允的评价。在当今社会中，“节用”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对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利用、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提高个人品德修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深入理解墨家“节用”的思想。

◇关于“儉而難遵”“不可遍循”。

司马迁对墨家节用的评论是：“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需要注意到，司马迁所说的“不可遍循”，即不可以强令每一个人都遵循。对于“不可遍循”，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析。一方面，司马迁之言，应该说反映了墨家墨者一些的实情。那就是：墨者自身以俭朴为操守，属于墨者自己的个人志愿，反映了墨者对自身价值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墨者以此自行，并以自身的行为事迹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司马迁提出的问题是：虽墨者自己能做到俭朴，但墨者可不可以其自己的行为事迹为标准，强令每一个人都遵循？这是一个要紧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常识来说，墨者自己能不能奉行俭朴，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外人无权干涉；墨者基于墨家的节用思想，要求当时的执政者节用，属于正当诉求，应该尊重和倾听；但是，如果墨者果真要将自己俭朴的行事标准强令天下普通人一律执行，则属于权利的越界，应该被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司马迁之言，也可能反映了司马迁本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其对墨者生活方式和墨学的理解偏差。其实，作为墨者生活方式的俭朴，和墨家思想主张之节用，是不可以等同的。作为墨者生活方式，俭朴乃是一种自觉的责任担当，对于外人来说也许的确“儉而難遵”。但是作为墨家思想主张之节用，更多的是基于功利论或义务论的社会理性考量。墨者究竟有没有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普通百姓？恐怕司马迁的言辞并非基于实情，而更多的是来自其内心的焦虑。而这种内心的焦虑或许又来自彼时汉武帝时期无处不在的儒家大一统幽灵。如果说荀子对墨学的武断性误读来自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其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那么史记的作者对墨学的焦虑性误读则来自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故此，所谓“不可遍循”，是否意味着司马迁对墨者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一种批评？还是说司马迁认为墨者不应该基于节俭而批评等级礼乐制度？或者，司马迁担忧的是墨者将自己的行事标准强令天下普通百姓一律执行从而损害百姓之利益？不得不说，主要还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参照《史記·太史公自序》。其对儒家的称赞是“序君臣父子之禮”，其对法家的称赞是“正君臣上下之分”，而其曾解释为何说墨者“儉而難遵”时也道出了其真实的想法，那就是“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太史公甚至明确地讲，他之所以作《孟子荀卿列傳》，其宗旨就是要“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可见司马迁那个时代，荀子虽然斯人已去，但荀子“忠君守礼”“大一统”的阴魂却笼罩着人们的内心。所谓“俭而难遵”，司马迁并不是说节用思想本身难以遵循，而是强调在实际生活中实践这种思想所面临的困难。墨家的“节用”理念，强调对生产要素的节约利用和对消费需求保持节制，这一思想的实践需要个体具有高度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理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环境、个人欲望、社会诱惑以及经济理性的驱使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人们在实践中难以完全遵循节用原则。司马迁一方面赞扬墨家节用“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另一方面又批评节用“儉而難遵”，这反映了司马迁那个时代的局限。司马迁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是一个独尊儒术的时代，对于大一统和等级礼仪的推崇在那个时代盛极一时，对于道德的宣扬压到了对功利的正视，这些不可能不深刻影响司马迁，史记在介绍其写作《孟子荀卿列傳》的宗旨时，就曾明确地说，他的目的是“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出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轻蔑功利，不能理解商业社会常见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是一种“俭而难遵”的“彊本節用”的“人給家足之道”。司马迁他没有能意识到人的行为之经济理性必须以刻苦俭朴的意志力作为支撑。实际上，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其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已经远不如墨子墨家所处的春秋战国那么开放。反而，墨者们身处春秋战国，作为工商阶层人士，他们更能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人的行为学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点并非妄言。企业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墨家节用思想的现代体现。企业家精神强调创新和冒险。这种精神鼓励企业家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机会，尝试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与墨家节用思想中的“彊本節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实现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发展。企业家精神注重效率和效益。企业家通过创新和优化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等手段，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从而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与墨家节用思想中的“节用”相呼应，都是强调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避免过度消费和奢侈浪费。企业家精神还强调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企业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与墨家节用思想中的“人給家足”相契合，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当然，企业家精神也具有“俭而难遵”的特点。企业家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与墨家节用思想中的“俭”相一致，都需要以刻苦俭朴的意志力作为支撑。可见，企业家精神正是“俭而难遵”的一种“彊本節用”的“人給家足之道”。通过对比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墨家的节用思想。企业家精神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企业家精神强调创新、冒险、承担责任和追求效率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实践节用思想。通过培养自我约束力、增强道德意识并发挥经济理性的作用，人们可以更好地在实践中贯彻节用原则。具体来说，企业家精神可以激发人们在节用实践中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面对物质需求的挑战和社会诱惑，企业家精神鼓励人们积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需求。这种创新和冒险精神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更好地遵循节用原则。同时，企业家精神强调承担责任和追求效率。通过培养承担责任的态度，人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这种认识可以增强人们在实践中抵制过度消费和浪费的意志力，从而更好地贯彻节用原则。而追求效率的价值观念则鼓励人们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寻找最有效的途径，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因此，通过融入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实践节用思想。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冒险、承担责任和追求效率等价值观念有助于弥补节用思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困难，使得“俭而难遵”的困境得到有效缓解。这样，我们可以在追求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保持对环境的尊重和节约资源的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