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丰/离别在即,走过39年的种种回忆──中华经济研究院
●张荣丰/台湾战略模拟学会(TASS)秘书长、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
对中华经济院初创时的一些回忆。明(2019)年6月我即将退休,要离开任职39年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内心虽有几分不舍,但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
就像我在政坛所持的态度:「缘起缘灭,顺其自然」,对我而言就如电影「金大班最后一夜」的歌词:「红灯将灭,酒也醒..此刻该向它告别」,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1980年6月我从政大经研所硕士毕业,随即以高考资格分发至交通银行总稽核处;因为我是数学、统计与经济的背景,对整天与会计数字为伍的工作,不只厌烦而且觉得百般无聊。
8月有一天我研究所同学严宗大(现任央行副总裁),到交银看到我上班没劲的样子,就说政府正筹备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新经济智库,他已于几天前正式上班。他跟我一样,都有高考资格,但都对一板一眼的公务员生涯失望,认为新智库应该有比较大的挥洒空间。
笔者立即请我的指导老师陆民仁教授,帮我写推荐函;再加上我是1980年中国经济学会最佳硕士论文得奖人之一,很快被通知9月1日到中经院报到。
当时中经院仍在筹备阶段,筹备处是向第一银行借来的一个招待所,地址是长安东路一段59号。我是第五个报到的研究人员,在我之前是:高长、严宗大、丁力(女)、刘寿祥,都是助理研究员。
院长是当时的中研院院士蒋硕杰,他是一位国际级的大师(后来在1982年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但实际筹备工作是筹备处副处长于宗先。中经院成立的背景是1978年台、美断交,同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对外开放,台湾处于风雨飘摇中,蒋经国政府虽极度排斥中共,但必须面对现实,要对中国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首批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在这之前除了情报单位或其外围组织外,民间研究中国或中共,都会被视为匪谍或思想有问题的异议人士。
我因为叔公张仕贤加入中共台湾省工委龟山支部,在1951年被枪毙,又从小在穷困山区长大。大学期间做过工厂工人、卡车捆工、筑路工程队,对于「出生」这个偶然的事实,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感受特深,对共产党也特别有兴趣。
在中经院第一所研究中国经济,不但可以阅读来自中国各种资料,薪水也比第二所、第三所每月多三千元,记得当时中经院起薪比交银多五千元左右。这是一份既可满足知识的追求,又待遇优渥的工作。
中经院成立之初,主要是培养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为避免在国内挖角,除了研究人员以招募新人为主外,院方领导人也都由蒋先生到美国找华裔美籍学者担任,免去许多戒严体制下的干扰与人情包围。
记得当时中国的资料都收藏在「特种资料室内」,一所研究人员只能在那阅读,不准携出,警备总部每季来盘点一次,上面还盖了许多检查图章。
院方当时有一套培养人员的计划,无论出国或在国内读博士班,都是带职带薪。
另外,由蒋先生出面与台大经研所博士班洽商合作。让暂时没有深造计划的研究人员,每学期到台大经济所博士班旁听一或二门课,并参加该门课所有考试,授课老师会将分数寄回中经院作为年度考绩参考。记得我听过薛琦的产业经济、李庸三的计量经济…等,但比较失望的是找不到中国或计划经济的课程。
在中国经济的专业部分,一所研究人员第一年几乎都在「受训」中。
首先是研究人员利用从香港购进的简体与繁体字对照表,重新学习简体字。虽然大部分简体字都可以由上下文的衔接,猜出其字义,但有些字还是很难理解,例如尘、汉…等。
其次,院方用比当时行情高几倍的演讲费,请来台湾所有能请到的「匪情专家」,讲授他(她)们的研究成果,以了解当时「匪情研究」的前沿知识。老实说,我们听完后相当失望,这些专家很大一部分都是早年被保密局或调查局逮捕后投降的共产党员,讲的内容很八股,结论几乎都是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接下来中经院开始聘请任职于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任教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中国经济学者,以及美国政府退休的官员,到台湾讲授:中国或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GDP估计的逻辑、中国农业经济、人民公社制度、中国I-O表…等。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一所所长赵冈,他当时任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经济专家,也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有人形容他是左手写文学,右手写经济学,既理智又充满感性。
1981年我获得《联合报》「我的三十年」散文佳作奖,让我惊喜的是联合报找来的颁奖人竟然是赵冈,他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由于阅读中国资料被局限在「特种资料室内」,相当不方便,经院方向警总争取,让一所研究人员可以借出来在研究室阅读,但还是不能携出院外。
赏罚分明
记得有一次,我的同仁将一本中国农业经济的书,偷偷带回家时在路上掉了,他真的吓坏了!赵冈所长要我骑着摩托车,陪他沿路寻找,当然无功而返。
我们到所长室向他报告时,同仁沮丧到有点手足无措;赵冈所长说:「我已经向警总说明是我要同仁将书携出开会,一切政治责任由所长负责」,他接着对我的同仁说:「因为你违规携出并遗失中国资料,所以你今年考绩乙等,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这种胆识、担当与赏罚分明的作风,对当时年仅28岁的我印象深刻;也对我后来领导各种团队的风格,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筹备期间必须建立许多规章制度,其中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是否需要签到、签退?当时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要签到与签退,我在交银总稽核处就是这样,这对当时住在桃园的我,会构成一些压力,因为公路局的车常常在新庄辅大附近塞车。
但蒋硕杰先生说了一句名言:「我们必须容许少数人鬼混,才能造就大师」。中经院虽然上、下班不用签到、退,但很重视研究成果的把关,其实也不容易鬼混。我曾为导出一条数学公式,熬夜到凌晨4:00,后来这条公式还被韩国研究单位引用。
回首38年来,中经院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物,这也许让蒋先生失望!但为国家培养了20多位政务官,也许可稍慰他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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