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因「政治正确」造成形势误判
美国白宫国安会主管印太事务官员坎贝尔日前指出，美中「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主导美国对中战略的模式将是「竞争」。而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早在今年1月就指出，中美对抗远远超过大国权力竞争和意识形态分歧。
王缉思是中国大陆首屈一指的美国问题专家，我过去曾因两岸智库交流与他多次接触。王教授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先前共同提出的中美「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一说，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根据《南华早报》报导，王缉思今年5月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若与美国的「中国研究」比较，中国的「美国研究」实在太弱了，双方存在严重的「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
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长期性的战略竞争，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陆学界对「美国研究」进行反思，诚然有其必要。有大陆学者坦言，中国大陆学界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完全学术自由的讨论空间；尤其「海归派」学者，受当局限制更多，连在当地会见外国人都须经过批准。学者担心，这些现象都会造成「美国研究」人才枯竭，不利于北京制定政策。
台湾的情况比中国大陆更为严重。中美战略竞争，台湾的处境就似「两大之间难为小」，理当对眼前这两名「大汉」，仔细端详、精心研究。以「美国研究」为例，台美关系如此密切，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可谓无所不在；但难以想像的是，目前国内大学的美国研究所无人问津、招生名额不足，被迫关门大吉者时有所闻。
再以中国大陆研究为例，台湾视中共为安全威胁，但对这个威胁的源头却是不求甚解。冷战时期，台湾一度是世界中共研究的重镇。我因工作关系，曾接待过当时名不经传，后来在美国对华政策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学者奥森伯格和白邦瑞等人。他们来台取经的目的，除收集资料外，就是要拜见恩师，当时著名的「匪情专家」郭华伦教授。记得郭老师语带客家口音，讲述那段「两万五千里」的亲身经历时，访宾听得目瞪口呆，不断振笔急书。今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历史能够提供今人许多经验和教训。但台湾今天专研「中共党史」者，除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教授外，已后继乏人了！
学术研究能帮助决策者做出形势判断。毛泽东就强调形势判断的重要性，所谓战略和战术，都是根据形势判断所得出来的，而「误判形势」常常是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有「冷战之父」之称的乔治．肯楠，当年提到西方面对前苏联的威胁时，有人把苏联视为八呎高的巨人，西方只能在她的脚下颤栗；有人则空想「暴政必亡」，只要在家「坐享其成」就好。前者是过度悲观的「投降主义派」，后者则是盲目乐观的「自大主义派」，两者皆不可取。
前总统李登辉是学者出身，他在制定大陆政策时，常常喜欢听取身旁智囊的意见。记得当年面对中共内部「六四事件」和1996年台海危机时，李曾指示智囊进行兵棋推演，研判结果和后来的发展不谋而合。李总统欣喜之余，曾下令犒赏参与的学者群。
如何客观看待中共、美国和中美关系，是台湾当前面对的重要课题。我认为，除了应避免肯楠所说的两种极端错误外，更应防止为了「政治正确」，而扭曲了我们实事求是的认知图像。今天台湾抗疫失策、没有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问题就出在误判形势。政府的决策过程，确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而错误的政策，常常是因错误的判断而形成的。疫情当前，主政者能不引以为戒乎？（作者为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