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莫因「政治正确」造成形势误判（赵春山）
美国白宫国安会主管印太事务官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日前指出，美中「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主导美国对中战略的模式将是「竞争」。而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早在今年1月就指出，中美对抗远远超过大国权力竞争和意识形态分歧。
王缉思是中国大陆首屈一指的美国问题专家，我过去曾因两岸智库交流与他多次接触。王教授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先前共同提出的中美「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一说，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根据《南华早报》报导，王缉思今年5月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若与美国的「中国研究」比较，中国的「美国研究」实在太弱了，双方存在严重的「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
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长期性的战略竞争，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陆学界对「美国研究」进行反思，诚然有其必要。有大陆学者坦言，中国大陆学界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完全学术自由的讨论空间；尤其「海归派」学者，受当局限制更多，连在当地会见外国人都须经过批准。学者担心，这些现象都会造成「美国研究」人才枯竭，不利于北京制定政策。
台湾的情况比中国大陆更为严重。中美战略竞争，台湾的处境就似「两大之间难为小」，理当对眼前这两名「大汉」，仔细端详、精心研究。以「美国研究」为例，台美关系如此密切，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可谓无所不在；但难以想像的是，目前国内大学的美国研究所无人问津、招生名额不足，被迫关门大吉者时有所闻。
再以中国大陆研究为例，台湾视中共为安全威胁，但对这个威胁的源头却是不求甚解。冷战时期，台湾一度是世界中共研究的重镇。我因工作关系，曾接待过当时名不经传，后来在美国对华政策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学者奥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和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人。他们来台取经的目的，除收集资料外，就是要拜见恩师，当时著名的「匪情专家」郭华伦教授。记得郭老师语带客家口音，讲述那段「两万五千里」的亲身经历时，访宾听得目瞪口呆，不断振笔急书。今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历史能够提供今人许多经验和教训。但台湾今天专研「中共党史」者，除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教授外，已后继乏人了！
学术研究能帮助决策者做出形势判断。毛泽东就强调形势判断的重要性，所谓战略和战术，都是根据形势判断所得出来的，而「误判形势」常常是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有「冷战之父」之称的乔治．肯楠（George F. Kennan），当年提到西方面对前苏联的威胁时，有人把苏联视为八呎高的巨人，西方只能在她的脚下颤栗；有人则空想「暴政必亡」，只要在家「坐享其成」就好。前者是过度悲观的「投降主义派」，后者则是盲目乐观的「自大主义派」，两者皆不可取。
前总统李登辉是学者出身，他在制定大陆政策时，常常喜欢听取身旁智囊的意见。记得当年面对中共内部「六四事件」和1996年台海危机时，李曾指示智囊进行兵棋推演，研判结果和后来的发展不谋而合。李总统欣喜之余，曾下令犒赏参与的学者群。
如何客观看待中共、美国和中美关系，是台湾当前面对的重要课题。我认为，除了应避免肯楠所说的两种极端错误外，更应防止为了「政治正确」，而扭曲了我们实事求是的认知图像。今天台湾抗疫失策、没有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问题就出在误判形势。政府的决策过程，确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而错误的政策，常常是因错误的判断而形成的。疫情当前，主政者能不引以为戒乎？
（作者为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