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影
图／邓博仁
Ⅰ 可怕的传染病在全球肆虐前的一年，H城有许多离奇却无人调查的死亡事件。
某天，H城的人从无病征的遗忘进入了遗忘的相反-卡在受伤事件记忆的一点之中，无法前行或后退。自始，城巿的纪念日愈来愈多，全以数字命名，例如「六一二」、「八三一」或「七二一」。有许多年，当人们听到这些数字，脸容便会下意识地阴沉起来。每年到了那几天，街道就会再次被血染满。在人们的记忆里，某些日子和街道，本来就是血色的，而在现实中，血在时间的循环里，又会在相同的日子，再大量溢出。那时候，无法承受记忆之痛，同时也不愿失去记忆的人，就会涌到街上去，为数众多。大量装备精良的执法者，便会以棍子、靴子、子弹或胡椒喷雾，攻击这些人的眼睛、颈椎和头颅，他们确信这些部位藏着最反动而张狂的记忆。统治者总是在记者会上强调，是记忆让这些人倾向暴力，只有失忆才能让城巿回复正常。执法者的武器原是为了禁制记忆，可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伤口却使纪念日的意义更鲜明。
祖母见证了城巿如何走向独立，而许多人在城巿独立后仍然承受着无边际的痛楚。她对我说，推倒控制着城巿的围墙，仰赖着善和恶两种力量－－有些人实践善念却因而受苦，有些人行恶却得享富贵，而每个人都只是每种力量的一部分而已。时候到了，城巿和所有人都经过了审判，在所属的命运之中得到一个位置。
Ⅱ
在世界地图上，H城小得像一颗面包屑，但祖母却认为，自从新型肺炎蔓延全球，这城巿的面积愈来愈广阔。这里跟世上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在于，所占土地并非横向延伸，而是从地面通向地底深处，或，朝高处发展。
在同一年，H城居民的脸面，和土地一样，层次愈来愈丰富而复杂。祖母说，早在新型肺炎急速扩散之前，这里为数不少的人纷纷戴上口罩，甚至防毒面具，却并非为了防御病毒，而是无处不在的催泪气体，或其残余物。政府谴责口罩，说那是暴徒的象征。数月之后，无药可治的传染病流行起来，城巿里的人全都戴上口罩，只有政府官员坚持裸露自己的脸。「恶意是所有病毒的源头。」祖母说，没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人心的黑暗。
所以，虽然我们的居所那么狭小，几乎相等于蜗牛的壳之于蜗牛，可是，内里有数之不尽的可以折叠和扩张的房间，在衣柜顶部、饭桌底部、床下、洗手间的角落，甚至，冷气机顶部。当我还是个孩童，每隔数月就会发烧，当热气在身体内燃烧，冲涌上头部，我就会看见，平常看不见的、藏在房子各处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住着至少一个欲言又止的年轻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戴着口罩、面罩或头盔，忧愁地看着我。高烧过去后，房间也会消失。
其实我早已忘记，是祖母替我记下，在我成年后再转告我。「孩童的眼睛雪亮、 老人记得一切，而成年人擅于遗忘。」祖母说。
Ⅲ
祖母那么喜欢收集瓶子和铁罐，却一直让这些瓶罐保持着空荡荡。「必要时，这里面可以收纳一个婴儿或儿童。」她认真地说。
隔离时期结束之后很久，影响仍然深埋在人们的脑子里。那已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我只能在历史教科书上读到几句关于那时期的描述。家里那些布满灰尘的瓶罐，祖母声称可以收容无家可归的人，我却看到那只能容纳失去身体者，隔离期就像幽灵仍然飘浮在我们四周。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遵守隔离令的条件。」祖母说，那年，传染病大流行的范围愈来愈广，政府颁布隔离规则之后，便派员到街上扑杀流浪的动物，把无家者带到收容中心──一个大型的货柜，内里整齐地堆叠着许多设有空调的仅容一人的长方木盒。人走进去之后只能躺下来。收容中心每天有两小时的放风时间。不过，如果他们走出来散步，便有可能被执法者拘捕，理由是他们违反隔离守则。在此城，执法者是一种可以妄顾法纪，却不会受到制裁的人。我小时候的志愿就是成为一名执法者，但这个志愿却和耻辱感连系在一起。祖母曾经为此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就像站在她面前的我是个真正的执法者那样。
「隔离时期，失踪人口持续增加。总是有人在白天或深夜被带走。处于隔离中的人和人之间，彼此相隔的不止是距离，没有人能帮助一个处于危险的人。」祖母冷静下来之后，为我的伤口上药时，说出她愤怒的原因。
Ⅳ
根据祖母的说法，在H地，「隔离」早在被政府作为一项措施颁令之前，其实早已普遍地流传于这个城巿，类近一种古方，解决身体和心的各种疑难。例如，一位青少年突然无法适应学校生活，拒绝再穿上校服坐在课室内，每天都要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人们便会说这样的人患上了「隐蔽症」；或，失去恋人或至亲的人，往往要花上一段很长的时间，自绝于各种社交场合，让自己除了上班或上课以外，留在家里对着一堵沉默的墙壁，流泪或发呆；或，失去工作的人，为了向家人隐暪无业的身份，每天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到公园去，坐在一张长椅上放空。
打从孩提时期，每次当我向祖母问及父母的去向，她都会说：「他们正在接受隔离。」我追问：「他们的隔离期何时完结？」她回答：「有时，有些人会被隔离一生。无论如何，都是最好的安排。」
于是，对我来说，隔离，就是所有失散的原因。当初恋的情人在某天突然不再接听我的电话，把我从她的所有社交媒体封锁，同时，我们的共同朋友不再在我面前透露任何关于她的消息，我就明白，我已被隔离。任职了七年的公司，把裁员名单和遣散费交到我手上时，我觉得，我和这职位互相隔离。以至，患上失智症的祖母，某天外出后再没有返家，遍寻不获，至今仍是失踪人口，我的理解是，她在进行自我隔离。无论是哪一种状况，隔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阻止病菌传染，避免体内的免疫系统失守。
多年来，我知道，错失的一切，其实都在身旁，只是，隔着一扇门，一扇玻璃窗，一段时光，生和死，记得和失忆，就像两列在地底相遇的列车，乘客可以透过车窗看到彼此，然而触摸不到，是为隔离。
Ⅴ
在H城，有一个由监狱改建而成的艺术馆，那里曾经异常拥挤，参观者肩摩接踵，挤挨着步进曾经是囚室的地方，只是为了看看小室内那个又黑又小的坑、一张没有被铺的床，也许还有冷森森的墙壁。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在观看的是自己生活的真相。在我看来，如果那所看起来像一所高级酒店的艺术馆还有什么价值的话，就是保留了那些囚室内腥臭局促的气息，像一个失去所有蛀牙的口腔，绝不戴上假牙那么诚实。
生活就是一个，字词不断流失原有意义的过程。我们所知道的超越了他们订下的界线。最初，监狱收纳了由法庭裁定触犯了法律的人。于是城巿里的人，像过马路时站在安全岛上那样奉公守法。不久后，监狱像一头午睡醒来的兽，随意吃去高声抗议政策荒谬的人。城巿里的人低声地商议，以后说话要控制音量，慎选词语，要戴一种度数不符视力的眼镜，避免清楚地看到什么。「听天由命吧。」有人说。监狱后来就成了一头完全陷于疯狂的兽 ，因为饥饿或失去常性，吃掉在街上散步的人、在家里做梦的人、在图书馆阅读的人、拿着手机收发讯息的人、在电脑前看电影的人、和伴侣牵手蹓跶的和孤身一人的。监狱是世界，是社会，是身体，是鼻子眼睛和口腔，是「你」、是「我」，出生便抵达监狱，存在即监狱。
「你已无处可逃。」假的执法者持枪对准我们的脑袋，因为我们是真实的人。
Ⅵ
幻痛不止出现在祖母的身体上，也在H城居民身上，像一种风土病。要是有一个人突然在聚会中鼓起勇气地诉说，他的身体（常见于颈椎）又出现了原因不明的痛楚，其他人就会急不及待地纷纷指出自己身上的痛处。没有人会查问原因或展示伤势，因为最深层而顽固的痛点，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
祖母的身上有一个痛楚的火山，那座火山总是亳无先兆地爆发，但她像猫那样擅于忍受巨大的痛苦，以致，当她对我轻描淡写地说起那种痛的时候，她已被各种不同阶段的痛袭击过，死去又活回来。她说，痛点每次都在颈椎。她的脖子美丽而修长，但，就像H城的大部份居民，脖子总是令他们愤怒而羞耻。脆弱的脖子无辜地承受了太多记忆的重量。关于H城居民脖子的遭遇，都并非由祖母亲自告诉我，而是，在她离家失踪后，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为了填补失去一个人的疯狂的失落，我到图书馆的资料库找寻父母失踪那一年的报章。我看到许多人的身体被制伏在地面，他们的头全都无法抬起来，因为他们的脖子上压着一个执法者的膝盖、一个执法者的臀部，或一个执法者的胯下。在那一刻，他们变成了一张椅子，可是他们并非真正的椅子，于是，那些令他们羞愤的胯下或膝盖，一直铭刻在他们的颈背。
从图书馆回来后，我的眼睛和脖子前所未有地疼痛，后来，痛楚时常出现，取代了祖母，一直陪伴着我。（本文摘自《半蚀》一书，卫城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