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被就业"事件频发 别再欺负毕业生了！
近日，随着首次个税年度汇算开启，很多人都在忙着补税、退税。然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成都医学院的部分同学却先后发现，明明自己尚未工作，但个税App上却显示出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记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近200名在校生发现，自己明明还没开始工作，个税App上却显示有好几个月的工资记录。学生怀疑个人信息遭盗用，以帮助记录中的公司偷税。
据悉，2018年学院一位岳姓老师曾以兼职为由，收集过百余位学生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但后来由于临近期末，该“教学实践项目”没有与既定公司（河南睿德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作成，但账目却仍在这些学生名下。
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方第一时间发出通报：（1）学院前期对学生反映的情况并不知情；（2）积极联络河南睿德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目前，学院岳姓老师已在群内向学生集体致歉。截至13日下午14时，已有196名学生的不实收入记录由相关公司予以更正或撤销。除瑞德智公司外，通报还提及河南策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存在类似状况，并称两家公司已于13日凌晨两点前，在报税系统内将涉及该院学生的不实记录删除。
案件2：西北工业大学多个班学生“被就业”，疑似个人信息被泄露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近日也有学生爆料，多个班的同学发现在个人所得税APP上有了工资记录，但是他们从未接触过记录中的公司，怀疑个人信息被泄漏。
截至4月21日17时，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大一到大四年级共有614名学生个人纳税记录异常，涉及83家企业。其中，涉及3人以上的企业22家，可能存在冒用信息、虚发工资的情形。以上涉事企业均非该校学生就业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院方作出回应↓↓：
目前，校方已就学生信息泄露情况以及涉事企业向学生虚发工资等问题，向辖区公安、税务部门报案，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部分企业已主动澄清事实，向学校发来道歉声明，大多数学生“被发工资”情形已经撤销。
紧接着，西安音乐学院的研二学生同步爆料，自2019年1月份至今，多名同学被受聘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音乐家协会，每月工资4500元。
案件4：成都医学院268名学生信息被企业盗用
接着成都医学院268名学生在个人所得税APP上查询时，也发现了个人信息被某些企业盗用。这些企业在学生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列为员工，编造虚假工资发放记录，并向国家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申报。目前，学校已向辖区公安机关、税务部门报案，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事实上，这类事情并不少见。
2018年9月，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就发生过大规模学生信息泄露事件。2000多名在校大学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就业、被缴税，相关企业人员承认用学生信息偷逃税款。
要想搞清楚大学生“被就业”问题，首先必须先把大学生身份信息泄漏问题调查清楚。不然，纵使对相关企业进行查处，也无法解决大学生身份信息被泄漏的问题。病根不消除，问题仍然会发生。
如果学生个人信息是从学校正大光明地流出，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学校与企业串通一气的可能。那么，学校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是：就业率。
就业率于高校而言，不仅事关所设专业是否要被“红牌罚下”，还直接影响高校的地位形象和招生情况，更关乎揣在高校裤兜里的各类政策、奖金和招生指标不被索回，一言以蔽之，在功利面前教育部的《四不准》都是浮云。
某校工作人员透露：
“每年八九月份，各校都要向主管部门上报应届生的就业率。学校的就业部门压力很大，为体现工作成绩，可能会存在拔高就业率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地区可能对就业率低的学校还有问责机制，追究培养质量。”
“就业率低会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就业情况是省厅编制学校预算的凭证，就业率低的专业招生规模要下调，相关的生均补贴、经费也会受影响，甚至会面临停招。”
同时，反观此类事件屡屡发生，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教育管理部门的处罚规定应该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也为高校持续“胆大妄为”的操作提供了空间。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马陆亭 称，“就业该不该学校来管”一直备受争议。但后来发现，扩招后，学校也该为培养质量负责，就业率可以被视作衡量培养质量的指标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李立国 表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看重就业率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于教育管理部门，获知就业率的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就业情况调整专业设置的结构。“教育部每年都会发布报告，对就业率低的专业发出黄牌、红牌警告，另外新增、撤销一批专业来适应社会发展。各地各校上报的就业率是调整的重要依据。”
对此，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王长乐教授 直言不讳，他撰文指出：教育行政机构公布所属高校的学生就业率，实际上是将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为大学生提供或创造工作岗位的任务推给高校。高校作为一个专职的教育机构，并没有权力要求社会各方机构接收大学生。在没有必然的就业渠道的情况下，高校只能与社会各方面进行“交易”，比如，请政府官员到大学中兼任教授、博导、名誉院长，以借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等。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才出现了与现代社会公平竞争精神相悖的“校友友情就业”、“学生家长权力或关系就业”、“学校关系户就业”、限制外地户口的“本市就业”等现象。使学生、家长、大学都处于周期性的就业焦虑之中，造成了大学教育的功利化、权宜性现象，以及社会制度和意识的“现代化蜕化”现象。
就目前来看，“就业率”是学校无法绕过的考核指标，尤其是疫情之下，就业难上加难，学校动了歪脑筋，为企业输送“隐形”劳动力，企业由此可以避税逃税，不可不谓“一举两得”。
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企业用于支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职工教育经费、社保、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款项，可不计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所以，一些企业正是借此大作文章，将大学生变为自己的员工，虚报员工人数，以此提高用工成本，形成利润减少的假象，以降低企业应纳税数额，达到逃税目的。
同时，如果学生的每月工资未超过5000元，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公司在虚增了企业经营成本后，还避免了为虚增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从而减少了企业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大学生身份信息被泄露、冒用，是会对个人乃至家庭带来很大影响的。不仅是个人信息被莫名其妙盗用后留下的心理阴影，更可能有实质性的利益损失，以及被再次暴露的风险。
一方面，个税法改革之后，自然人的身份证号是每个人的纳税人识别号，在个人所得税APP上具有唯一性，这意味着等到这些被冒用的大学生毕业后真正就业时，会在申报个税过程中碰到不少麻烦。比如，提高纳税人的税前核算收入，应纳税所得额和税率表就会相应上升，个税支出也就会增加。此外，新个税法要求取得2处以上综合所得的纳税人进行年度汇算清缴，虚假受雇也会给纳税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另一方面，对大学生家庭来说，按照新个税法，其父母可以在个人所得税APP上申报子女教育、子女继续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但若大学生的身份信息被盗用作为企业员工，显示是已就业状态，那么父母再去申报教育经费专项附加扣除时，就可能因为不符合要求而无法申报。
我们发现，“个人所得税App”出现后，大学生“被就业”事件的曝光率增加了。的确，由于个人信息对接了企业在“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上的申报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排查了类似的不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算对大家的一种保护吧。
税务部门提醒，纳税人如怀疑个人身份信息被盗用，可选择在线申诉↓↓：
登录个人所得税APP，点个人中心，找到“任职受雇信息”点开，就可在界面右上角看到“申诉”两个字。纳税人进入后写明申诉原因即可在线提交。申诉后，会有工作人员记录信息，并流转到相应部门核实调查，进行处理。在线申诉过程中，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抵扣和享受都不会受影响。
总的来说，疫情之下，我们的确正遭遇着一个“难上加难”的求职季。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8日，2020年应届毕业生已成功签约25.73%，尚有超7成的大学生没有签约。这的确让各高校的辅导员、院系以及学校都感到压力巨大。但即便如此，学校也不能泄露学生个人信息，这不仅是极不负责任的功利行为，也存在泄露个人隐私的触法风险。
事实上，正如前文马陆亭主任所言，这是高校扩招酿下的苦酒，不应由学生和学生背后的家庭来买单。此时，是时候就“学校就业率怎么考核更合适”作出一点反思了。如何考核而不刚性？如何满足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服务多样化的社会从业格局？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长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