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退出媒体真相系列五：赖祥蔚》公共精神不死 只是学界堕落

▲2012年的「901反媒体垄断大游行」中，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陈晓宜（左3）和陈飞帆（左2）一同前往NCC陈情。（本报系资料照片）

「追求公共30年，一朝回到解严前。」看到最近公广集团的诸多争议，让许多人不由得有此感叹。其实不只30年，早在还没解严之前的1973年，当时在党国体制下就有大老主张成立公共电视；1982年，行政院新闻局决定成立公共电视节目制播中心，1990年进一步成立公共电视建台筹备小组；1998年公视开播。

什么是公共电视？简单说，就是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商业扭曲，真正属于公民的电视。从最近的纷纷扰扰来看，很多人已经悲观认定：公共电视根本不可行，因为政治力无所不在。有人期待文化部介入，直接决定董事长人事，这其实是大走回头路。

笔者在20多年前就曾经撰文以「周处除三害」来提醒公共电视在摆脱了政治与商业这两派的控制之后，要当心没有他律，反而更不能自律，于是公视本身也成为危害公共精神的一害。是否不幸言中，自有公评。

公共电视是董事长的吗？是董事们的吗？是员工或工会的吗？当然都不是。公共电视属于所有公民，不只是经费来自于全民的纳税钱，也应该服务全民。

理想好说，实践却难。从董事的提名与审查开始都充满了政治力。制度再理想，仍要具有良知的人落实。

公视的问题在哪里？说穿了，在于台湾欠缺真正的公共精神土壤，当社会普遍不看重公共价值，只看党派、只求权位、只想利益，又如何奢谈公共电视？

公视的危机，也可以从台湾欠缺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看出。如果说台湾的公共电话比公共知识分子还多、公共厕所比公共领域还大，或许戏谑却又写实。

德国哲学家哈伯玛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固然有资产阶级的限制，但论述重点值得肯定，就是期待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理性对话，而不受政治、经济力量的干涉或扭曲。台湾的公共厕所越来越多，公共领域却越来越少。

至于公共知识分子，萨伊德与波斯纳两位思想家都曾经分享见解，前者期待知识分子应该勇于说理及挑战权威，后者呼吁知识分子积极贡献社会，而不是死守象牙塔。台湾的大学很多、学者更多，可惜有些学者不碰公共事务，有些学者积极讨好权力当局，有些学者只会党同伐异。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少，比起逐渐消失的公共电话还要少。

选择性的正义绝对不是正义，就像呼吁党政军退出媒体或是反媒体垄断，当然不能分蓝绿。如果只是针对蓝营或旺中，真正目的是反蓝或反中，何不直接挑明？而当年跟着民进党上街呼喊「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知识分子如今哪里去了？民进党今天敢将黑手伸进媒体，不就是这些政客、学者的摇旗呐喊助势？更何况还有些学者因此跻身公广集团的高层。「反旺中」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反中，却以反垄断为名，如今看到公广集团的全面绿化、独化，许多人才幡然醒悟，难道不是最大的讽刺？

一路走来，笔者为了公视批蓝也批绿，日前有人警告：「有家有负担，公然批判蛮干的政府，很替你担心。」身为学者，就算只能狗吠火车，依然要言所当言。狗年在即，就是要大声地吠，期待民主台湾的公共精神永生不死。（系列完）

（作者为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中华传播管理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