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武装在抗战敌后战场——与徐焰教授探讨抗战史
西元2015年7月4日，在台湾海峡的东南面之地上的新竹，隆重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战力展示，缅怀我们中国历史上那场光辉御侮卫国圣战。但在海峡的西北面之地上的北京，任教于国防大学的二级教授徐焰却投书媒体《徐焰：驳郝伯村老先生国共抗战功绩论》一文，在大陆地区诸多传媒大量刊登。
该文指出郝柏村（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原阁揆，曾亲身参与八年抗战）老先生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回顾抗战历史时「提法和引用的一些资料却不符合历史事实」，「深感此说差矣」。徐焰教授认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支撑起敌后战场。若是没有敌后游击战破坏日军后方，日军在华兵力都压到正面战场」，「抗战期间和战后，国民政府为振奋士气和表功虚报战绩甚多」，「延安总部宣布解放区战场共消灭日军52万人」。徐焰教授同时还在该文中喊话「在今年全民族共同纪念抗战胜利之际，参加过抗战的台湾老兵和同胞还应以民族共同利益、共同历史为重，所发表的言论最好也能符合这一精神」。
笔者认为徐焰教授在指责郝柏村老先生的抗战亲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时，其实自身的观点反倒是已经同历史资料有不小差距的。徐焰教授把抗战敌后战场的战事完全等同于共党作战是不够严谨的。历史上，绝对完全隶属于中国政府的武力（中共武装在抗战时虽被国府改编加入国军，所辖两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战斗队伍，分别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名义上归蒋中正领导，但由毛泽东实际控制，因此不能算是绝对完全隶属于国府的队伍）在敌后战场上同样与正面战场上的国军一样对倭寇浴血奋战。
关于国府直接领导之下的敌后战场的当年史料有据可查。早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民国26年3月，国府已经制定了敌后作战计划：「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敌其后方。」之后还有——民国26年12月之《游击战指导方案》，民国28年2月之《西安会议游击小组讨论之结论、决定办法及承办机关表》，同年5月之《游击队调整办法》，同年6月之《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民国29年2月之《关于校阅第四战区游击队情形的报告》，民国30年6月之《整理全国游击队提高敌后游击效能实施方案》，民国33年4月之《游击队紧缩改善计划》等等，都是白纸黑字的确凿史实记录，大陆地区是完全可以查得到的。
民国38年10月后，大陆地区公开发表的各类资料中，也对于国府敌后武装抗日事迹有过一定的记述。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题写刊名的《党史博采》（纪实版）在西元2011年第8期上登文《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兴衰》，当中载：「在国民党敌后抗日战场上，有许多将士英勇杀敌为国捐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山东省府委员兼第六区行政督察员范筑先、陆军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98军军长武士敏、第24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总指挥雷忠等高级将领，都先后战死沙场。」获得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原高级参谋谢晋生（谢乃常）之子谢祥京在其《中国抗日战争的游击战》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抗战期间，中国国民革命军中有三分之一在从事对日游击战。国军敌后游击队最初多为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也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会员洪小夏博士所着的《长期被忽视的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文中也提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规划、建立时间早，数量众多，面积也不小，在根据地建设上颇具特色，对国民党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作用」；「国民党军队在敌后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甚至能打阵地守备战；其敌后作战方式比共产党丰富」；「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选择与建设，都有章可循；各根据地的划设与全国抗战的总体布局相互关联，独而不孤；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都接受相应战区的领导指挥，构成较为周密的网络体系，与正面战场有很好的战略与战役配合」。
国府领导的敌后抗日队伍也有着明确的正式称号，不是杂牌散兵游勇。比如，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经毛泽东妻子江青运作出的「革命样板戏」中的一部，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沙家浜》，这部戏当中作为反面出现的忠义救国军，便是国府在敌后战场写下浓墨重彩的抗战诗篇的重要武装力量。忠救军在抗战中有效牵制了侵华日军火力，为正面抗敌的国军提供了支持，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该队伍成立于民国26年9月，在蒋中正指示下，由时任军委特务处处长戴笠牵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上海市长俞鸿钧、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委杜月笙等人士积极参与配合，共同打造出了「军委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初名为「军委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总人数近3万人，主要成员包括劳工、学生、帮会人员。战斗任务为协助国军正面作战，突击袭扰侵华日军，谋刺日伪高层，破坏敌占区的军工设施、交通系统，搜集日本情报等。该敌后武装影响力最北达至被日本窃据的平津一带，抗战胜利时还协助正面国军开展京沪杭区域受降工作。抗战胜利后，军政部一度讨论撤销忠救军，经国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及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王耀武等人尽力争取，免予裁撤，于民国35年1月被改制为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光荣地完成了抗日使命，开始又一新生。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族保家卫国之战，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只要为了抗日，都是值得我们黄帝后人去铭记的。这样一段凝聚了无数国民血肉的厚重历史需要每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人去宣扬，为了让子子孙孙千秋万世勿忘。不同的人对于这场圣战的关注点不同，徐焰教授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是敌后战场。无论研读者的侧重点是什么，重要的是把真实、全面来传递，这是出于对前人和青史的基本尊重，以及对晚辈后嗣的高度负责。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竟出现让国人错愕的「对我爸爸来讲，他是读日本小学，是当日本海军，我爸爸是日本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想过我爸爸的感受吗？何必纪念呢？」这样的论调，对于每一位历史的研习者而言，讲说真实、全面的抗战史，才更是任重道远的一项最为符合纪念抗战精神的工作。
●作者王统一，王耀武史料信息网站长、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澳门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