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卷所暴露出的问题
洪仲丘案虽已经军检起诉，但关于此案的相关卷证，军事法院却以尚在阅卷为由，而仍未让被告与被害人家属的律师阅卷。如此的作法与说法，实暴露出现行军事审判欠缺程序保障之弊端。
虽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项，辩护人在起诉后，得至法院检阅卷证，并得抄录或摄影，且依同条第2项，若被告未委任辩护人，仍可预纳费用请求法院付予影本。惟就我国的刑事司法，因不承认被害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因此在刑事程序里，被害人就仅能以证人或告诉人的地位出庭。也因此，在我国就不承认被害人或其家属有所谓辩护权存在，其所委任的律师就非辩护人，若欲阅卷也仅能依刑事诉讼法第271条之1第2项的规定，以告诉代理人的身份向法院请求阅卷，致出现被告与被害人在程序上的地位差。更糟的是，此等对被害人保障的规定，于军事审判法并无明文，是否准用刑事诉讼法，极易流于军事法院的恣意决定，就算同意阅卷，亦可动辄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来为限制。凡此种种，正显露出军事审判所普遍存在的程序权保障不足之现况。
此外，法官既然为中立、客观的第三者，理当在审判前，其心证保持如张白纸，但不管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4条第2项，还是军事审判法第147条第2项，检察官在起诉时，亦应一并将卷宗与证据移送至法院，法官不仅提前接触了相关卷证，更因是检方提供，必然是有罪证据居多下，在未正式审判前，法院已形成有罪的预断致有违无罪推定，而早为人所诟病。
甚且在立法院已经修正军事审判法，并在第一阶段，于修法公布生效后，类如洪仲丘案所涉及的凌虐部属等罪，必须立即移送普通法院为审理下，军事法院于现阶段，就已无任何阅卷之必要，而仅有看管此等卷证不消失之作用。此种拖延被告或被害人律师检阅卷证之说词，不仅让人质疑军事法院的动机，亦侵害人民的诉讼权保障，并突显出军事审判制度与人权保障思潮严重脱节的现状，致更强化军事审判权必须全面废除的正当化理由。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