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战会论坛》援乌抗俄围中处处钱坑 拜登陷理想主义困境（罗庆生）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乌地阿拉伯，并且与沙国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留下「碰拳」的历史性争议画面。（图／路透社、沙乌地王宫提供）

在沙乌地阿拉伯海滨城市吉达参加「吉达安全与发展峰会」后，拜登总统的中东之行结束。虽然在以色列的行程成果不错，成功召开「I2U2集团」（印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美国）的线上峰会，但访问沙国的预期成果落空。路透社的报导，直接质疑这次访问是否值得。

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两难

拜登这次访问沙乌地阿拉伯的立场尴尬，面临价值观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两难情境。2018年沙国异议记者哈绍吉（Jamal Khashoggi）被杀害，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拜登曾怒称要将沙国变成「贱民」（pariah）国家。之后拜登政府公布情报调查结果，指出杀害哈绍吉的主谋就是沙国王储沙尔曼（Mohammed bin Salman）。因而拜登到访如何与这位沙国实际领导人互动，就众所瞩目。

拜登为何要访问沙国？首先是为了石油。美国通货膨胀严重，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高达9.1%，创40多年新高，人民怨声载道。拜登身为总统必须出点力，不能只依靠联准会（FED）的升息。沙乌地阿拉伯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地位举足轻重，访问沙国希望能增产石油，让油价下跌。其次是为了大国竞争。中国与沙国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正加速推动沙国出口中国石油以人民币计价。美国必须修补与沙国关系的裂痕，重修旧好，才能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避免中国与俄罗斯趁虚而入。

但拜登能因此而和自己认证的「杀人凶手」握手言欢吗？这和人权与民主的美国价值观冲突，许多民主党人士与人权组织对此很不以为然。《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即指出，访问沙国的任何正当理由都无法抹去一个事实：这是拜登的失败，沙尔曼王储个人的政治胜利。

拜登因而在出发前投书《华盛顿邮报》寻求民众谅解。他强调，他对人权的立场很明确，然而为了反击俄罗斯与胜过中国，必须直接与有影响力的国家接触。拜登指出，他的目标是「基于共同利益与责任」加强美国与沙国的伙伴关系，「同时坚持美国的基本价值」。

然而熟知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人都知道，外交政策取向上「利益」与「价值观」经常冲突，很难两全其美。拜登以和沙尔曼「碰拳」取代了握手，还当面指责沙尔曼应该对哈绍吉的死负责，试图稳固他的「价值观」立场，但也因而没有达成访问目的，还遭沙尔曼「美国也曾犯错」的反呛。这结果，还真不如不去。

拜登这次出访沙国可能两头都落空。问题是，如果「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真的不能两全其美，必须有所取舍，那外交政策应该以哪个优先？

美国重回「理想主义」路线

事实上，外交政策应该是利益取向，还是价值观取向？这在80年前，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就已经辩论过了。

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尔（E.H. Carr）出版了《二十年危机》一书，整理两次世界大战间20年国际关系的脉络，也探讨战争为何会发生。他将国际关系理论区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批判了当时主流的理想主义，认为那种乌托邦思想脱离实际，主张正视国际关系的现实，权力才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道义和民主要依赖权力才能起作用。

他的论点在二战结束后掀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大辩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二战残酷的现实让人们选择抛弃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学派取得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此后大家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美国总统向国民解释他的外交政策时，也都不会忘记加上一句：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拜登政府改变了这传统，他不再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改以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作为他外交行动的注脚。

为何如此？从表面上看，这是拜登政府确定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后，选择以「联合盟友」作为抗中策略的自然演变。除了凸显拜登与前总统川普坚持「美国第一」的格局不同，要区分朋友与对手，本身就需有明确的差异性。中国制度与价值观和我们不同，我们要联合起来维护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就成为美国说服盟友放弃贸易利益与美国联合抗中，最动人的说词。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坚持理念的理想主义的回归。

矛盾的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概念却是现实主义的。除了欧洲与五眼联盟等老伙伴外，美国实际上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选择盟友，最具指标意义的就是印度。印度人口将要超越中国，经济也正快速发展。如果要在欧亚大陆操作地缘政治的「权力平衡」，印度比俄罗斯更有制衡中国的潜力。

因而拜登政府拉拢印度可谓不遗余力，不仅将印度拉进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对印度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也未加指责，这次在以色列召开的「I2U2集团」首次峰会，还邀请印度入列，将印度的国际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加上拜登召开「民主峰会」，邀请名单也充满地缘政治考量。这使外界质疑美国的外交政策，只是披着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外衣，实际上仍是只考虑美国自己利益的现实主义操作。

然而更深层次的观察，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和「美国例外主义」共生，美国人具有独特的道德感，认为美国有责任为人类更大利益采取行动。正如「霸权稳定论」倡议者之一的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没有人喜欢政治现实主义」，美国人其实很讨厌外交政策被迫屈服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操作。这次乌克兰战争更挑动了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正义感：俄罗斯是「坏」人，乌克兰是「好」人，俄罗斯一定要为入侵乌克兰付出代价。主张乌克兰应该对俄罗斯让出领土以寻求和平的前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因而被骂得臭头。

拜登政府的决策困境

理想主义的问题，在7、80年前就已经遭到国际关系学界的批判。简单来说，道德诉求与政治成功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以致目的可能是好的，但结果却可能是坏的。虽然如此，在美国独特的道德感下，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拉锯。只要国力够，美国以当「世界警察」自豪。

1990年，国力颠峰时期，美国发动了波斯湾战争，惩罚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海珊政权。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惩罚庇护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政权。2003年，再度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可能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海珊。直到去年，才勉强从阿富汗完成撤军，30年在中东的战争拖垮了美国。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无力再像以前如「奥林帕斯山众神」般的对全世界指点江山。坚持要俄罗斯为入侵付出代价，虽然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但实践结果，却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国。

这是季辛吉等现实主义者所担忧，他们理解国际政治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才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位地缘政治大师还前瞻未来，反对削弱俄罗斯国力，以维持欧洲，甚至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

坚持美国「价值观」的理想主义回归，已让拜登政府的决策陷入两难。明知结束乌克兰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但又不能不大力援助乌克兰；明知必须拉拢沙乌地阿拉伯，却又不能不指责沙国王储沙尔曼的不是。甚至明知取消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可以降低高涨的通膨压力，在坚持抗中的政治氛围下，又不能不维持下去。

拜登政府的困境，其实是自己造成的。从大国竞争观点，拜登团队拟订出的「以价值观联合盟友抗中」是个好战略，让盟邦愿意牺牲与中国的贸易利益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以道德感联合欧洲惩罚俄罗斯」同样是个好战略，让欧洲人愿意忍受高通膨与欧盟独立性，团结在美国领导的北约之下。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确回来了。

但正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任何意识形态化的乌托邦都是危险的。拜登团队打开了理想主义的「潘朵拉盒子」，美国现在道德感高涨，已经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深远。80年前卡尔将二次大战发生的深层原因归之于理想主义；未来世界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危险？将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作者为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博士，国战会专稿，本文授权与洞传媒国战会论坛、中时新闻网言论频道同步刊登）

※以上言论不代表旺中媒体集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