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防疫考验治理 中美比一比（尹石）
美国疫情期间补助金多，导致部分民众缺乏工作意愿。（图／shutterstock）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一年半多，在常态化防疫的同时，随着疫苗接种在世界多个国家地区如火如荼展开，疫情已趋缓不少。早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2月中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比较中国与美国的防疫模式，可说截然不同，美国是民主制度、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为主经济、集体主义，加上迥异的领导人风格，让这场防疫较量，有着鲜明对比。
●强国家弱社会 vs. 弱国家强社会
政治学领域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常以四种模式来概括：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国家代表统合性的力量，社会则代表自主性的力量，这也是此次疫情下中美治理模式的根本不同。
美国属于「弱国家─强社会」，具有相对独立于政府且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是美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政体采用联邦制，各州法律与社会治理均存在一定差异，联邦政府对社会的「强干预」不多，更多体现为一种注重互动的合作型治理，各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应对疫情时，防控策略也常存在差异。
中国则属于「强国家─弱社会」，随着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政府的执行力不断提高，2018年3月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后，组建一系列新的领导机构，强化了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此次疫情爆发后，中共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第一要务，强调「全国一盘棋」，一声令下后，迅速在短时间内从上到下统筹好各方力量，统一领导、指挥、行动，防控工作高效推展。
●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反映了治理的结构问题，至于群众的配合度，则受到东西方各自文化影响。在美国，「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信奉追求自己的幸福是每个人的责任，视个人喜好、需求、权利为主要动力，将自我目标看得比他人重要，并重视理性分析与他人连结的利与不利。
在中国则偏向「集体主义」，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或多个集体中的一员。起先是被集体的常规所激发以及赋与义务，愿意将集体目标置于个人目标之上，并强调他们与集体其他成员间的连结，体现「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这当中也带有儒家文化的痕迹。简言之，中国认同「合力」，美国认同「分力」。
在此背景下，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短时间内无法形成共识，关于是否要强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暂停集会、采取封城等防疫措施，无论在主流媒体、政府政令或社交媒体上，都呈现出杂乱讯息、民众也莫衷一是。
譬如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直到该年7月11日，才首度在公开场合戴上口罩，在此之前都采抗拒姿态；又如纽约州州长曾公开宣称，新冠肺炎有八成能自愈，就像得感冒一样，没必要去医院。
无独有偶，在欧洲，2020年3月，义大利有位刚从疫区回来的议员戴着口罩进入议会，竟被同僚嘲讽，他一气之下怒摔麦克风；一位瑞士女议员戴着口罩进入国会会场，但被议长要求摘掉口罩，否则就驱逐出场。
上述美国和欧洲的实例，都是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的表现，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协调不畅，致使内耗严重，难以形成「合力」。
同一时间在中国，在中央一声令下后，「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成为各地方政府的最高防疫指导原则，各行各业群防群治、令行禁止，防控工作高效运行，当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牺牲隐私 成就科技防疫
疫情之下，善用科技无疑是防疫利器。中国率先推出的「健康码」，利用大数据掌握个人健康状况和旅游史，从杭州推广到全浙江省，再从浙江省推广到全中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中国「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近9亿人，使用次数超过400亿人次。
「健康码」是让申请人填报个人资讯，包括健康状况、旅游史、居住地、及是否接触过疑似或确诊肺炎病患等问题后，所自动产生的二维条码，有红、黄、绿3种颜色，「红、黄码」代表到过高、中风险区，或是从境外入境者，必须实施14天以上的集中或居家隔离，经申报确认后才能转为「绿码」；持绿码者得以于各公众场所通行，换言之，若不及时或照实申报个人健康状态，出外可能会寸步难行。
相较事后做疫调，询问确诊者足迹，健康码可以预先掌握，提早做出防备，中国此举获得不少西方媒体关注报导，今年3月28日，中国更与阿联酋达成健康码互认的原则一致；4月6日，中韩外长会晤成果，双方支持协商建立健康码互认机制。
健康码达成的防疫效果显著，有效阻断各种风险人群，不过同时也引起关于侵犯隐私的讨论。2020年4月，挪威国家公共卫生机构推出一款接触追踪软体，能监控足迹、提出曾接触确诊者的示警。但2个月后，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离APP」遭到挪威个资主管机关（NDPA）禁用。
有论者认为，当监控者长时间、多方面的资讯搜集，对于个人的「深描与剖绘」（profiling）远远超过想像，任何人的移动轨迹、生活习惯、兴趣偏好、人脉网络、政治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不少西方国家，极重视患者个资，在美国有《健康照护可携法案》（HIPAA），订出了去除 18 项个人识别码，作为去识别化的基准；欧盟《一般资料保护规则》则明确指出，假名化的个资，仍然算是个人资料。
英国国民健保署NHS的作法，则让英国民众有两阶段选择退出中央资料库的机会，一次是在一开始就拒绝家庭医师将自己的病历资料上传到资料库，二是资料上传后，仍可以在资料分享给第三方使用时说不。
不过毕竟防疫是非常时期，须采用非常手段，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对于科技防疫的接受度，也与上述提到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有很大关联。西方国家重个人隐私，「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则具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众志成城」的意识和向心力，也因此在健康码等科技防疫在中国的推行十分成功。
中美制度不同，也体现在民众在医疗资源的使用成本。在美国，没有强制民众参加医保，不过企业需要为雇员承担一定额度的医疗保险，但无业者就无法享受。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曾试图改革医保制度，被称为「欧巴马医改」（Obamacare），不过遭到继任者川普强烈反对，通过各种手段让「欧巴马医改」一度名存实亡，一直到2020年3月美国爆发疫情，美国国会才通过一项新法令，让全民可免费进行新冠检测。
检测费用虽然得以豁免，但在美国的民众仍得负担数百甚至上千美元的挂号、诊疗等相关费用。也因此美国2020年时疫情严峻，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其中有很多确诊者是因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放弃就医治疗。
在中国，中国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曾向媒体表示，无论是本地或异地患者，都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财政给予补助，异地就医医保支付的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疫情结束后全国统一组织清算，由参保地医保部门与就医地医保部门结算。中国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曾表态，医疗费用的保障比较充足，「请大家不用为医疗费用担忧。」
上述医疗体系的不同，也源于公有制、私有制的差异，若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被金融资本所支配，导致金融资本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支配，国家职能的正常履行就不得不依赖私人金融寡头。反之，中国则实施公有制经济为主，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
钟南山院士曾指出：「医院与学校一样，都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所必需的最为重要的公益事业。既然是公益事业，就应该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来办，绝不能把其主体交由社会特别是国内外资本来办」，他认为如果主体是由国内外资本来办，资本就会很快用高薪把优秀人才从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挖走，这样不用太长时间，就会把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搞垮，普通百姓若患了难治的病，就只能到私人民营医院。
●领导人风格 稳军心或乱民心
中美的防疫模式，除了受制度因素影响外，领导人风格也呈现强烈对比。回顾2020年时的美国总统川普，他对新冠疫情表现出轻视和自大，也因为面临选举，担心冲击声望，在防疫与稳经济的两难中犹豫不决；他不愿意正视公卫专权威家福奇的意见，还曾经只用自己的想像，公开宣称「消毒剂能在1分钟内杀灭病毒，有没有办法做到像是注入体内做个大清理」，让卫生官员不得不赶紧出来辟谣，消毒剂和漂白水公司也发出声明，提醒民众勿不当使用这类产品。
2020年10月初，川普确诊新冠肺炎，震撼全球，更证明病毒不分种族、国籍、阶级，即便川普最终痊愈无大碍，但对个人声望无疑大受影响。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就批评川普对疫情的因应方式，根本是场「绝对混乱的灾难」。
镜头转到中国，2020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习近平强调，「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并提出要以「全国一盘棋」的思维推动防疫工作，展现极高的执行力和成果。在疫情逐渐稳定后，接着向各国提供口罩、防护衣、筛检器材，也派遣医疗团队协助防疫，范围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国家。
今年5月21日，习近平还在全球健康峰会上视讯致词表示，中国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用具体行动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
今年6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美国要向全球最贫穷的国家捐赠5亿剂辉瑞疫苗，并强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有个医学常识叫「预防胜于治疗」，也就是事前预防胜于事后补救。疫情防控如今在全世界已成为常态，不过在防疫报导的重点上，中国与西方也出现「事前补救」和「事前预防」两派差别。
中国凸显「事后补救」，强调疫情爆发后的各种防疫效率和成绩，不少西方媒体则偏重「事前预防」派，归咎中国在疫情最一开始冒出头时，隐匿消息，最终酿成全球蔓延，因此至今仍紧追病毒溯源问题。
2020年2月，疫情爆发初期。有美国媒体称，中国欠世界一个道歉；但从另个角度，若武汉没有果断封城，疫情说不定会更严重。当时曾有世卫组织专家在亲身到武汉考察后感叹，世界应该感谢武汉。新华社当时就称：「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
病毒溯源问题，今年2月世卫组织专家到武汉调查后，多数专家得出了「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极低」的普遍结论，不过美国之后又选择改从情报部门提供的报告，继续紧追病毒溯源问题。
美国咬定中国曾隐匿疫情，可借此转移自身防疫不力的内部压力，但不可讳言，2020年2月李文亮医师的过世，以及1月初那份派出所以散布谣言为依据对李医师的「训诫书」，成了中国曾经瞒报的铁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朝龙在《理论探讨》期刊撰文指出，记录显示，中国首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是55岁的湖北居民，2019年11月17日确诊染病，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但有关部门到2020年1月10日仍向公众报告「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才公开宣布这种疾病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
又譬如针对隐匿疫情的质疑，2020年1月26日，时任武汉市长周先旺在央视直播节目曾说了大实话：「不是隐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权。」
宋朝龙指出，防控初期的误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官僚主义，因为害怕疫情舆论影响其他方面的工作和政绩。
●补短板 堵漏洞 赢大考
新冠疫情来得猝不及防，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谁能在错误中汲取经验，学到教训，马上改正，或者看到别人的前车之鉴，立刻超前部署，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谁就是赢家。
疫情刚爆发时，武汉地方官员瞒报延误了防疫的黄金时间，肇因于官僚主义；在防疫如火如荼展开后，大陆也从官僚体制来改革，譬如习近平在2020年2月23日的防疫部署会议上表示，「在斗争一线表现突出的入党积极分子，可火线发展入党」，少数党员干部的早期疏忽，中共要用更多党员干部的加倍力量来补救。
习近平早在2020年2月14日就指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也指示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时隔1年4个月，今年6月4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具体政策文件落实，其中要求「建立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同时要中西医并重，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等资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可说是对一年多来防疫工作的经验总结。
从制度差异、民族性、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导人的风格，到公共医疗的保障、科技防疫等等，疫情治理模式的考验，也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
截至2021年6月下旬，中国接种疫苗已超过11亿剂次，离群体免疫愈来愈近；美国成人的疫苗施打率也已达64%，离拜登总统订定的7月4号七成施打率目标，也不远矣。谁能愈快恢复社会正常生活，谁就赢得这场治理体系的大考。（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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