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SARS 台大前院长：人性自私无所遁形

回忆当年SARS 台大前院长：人性自私无所遁形。图为桃园机场入境旅客几乎都戴上口罩。（资料照/陈麒全摄）

大陆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不禁让许多人想起17年前台湾SARS爆发的惨况。禾馨医疗集团执行长苏怡宁，日前在脸书转贴了「抗煞大老」台大医院前院长李源德写的一段关于当时SARS过程的文章，「对于我们这些一起经历过这一段的人来说，历历在目，就好像回到了当时」，

苏怡宁医师说，或许很多年轻人对这段的记忆很模糊，「但是这段历史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定会对这次武汉肺炎的战斗有更多的帮助！」怎么做？阻断传染炼是唯一的解法，「大家勤洗手、口罩戴起来」。

李源德院长脸书全文如下：

2020-01-21(W2)阴后睛

从2020年的「武汉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惨烈突袭

两军交战，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可是如果，敌人深不可测，不知来自何方？藏身何处？ 却招招见血，还得和他近身肉搏，这战役，肯定惨烈无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竟然再次发生「严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与野生市场相关，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个月，中国有200多病例，巳有9国出现通报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元凶为一株人体首见的新型冠状病毒，我国也在2020年1月21日确定自武汉回国的女台商的严重感染性肺炎诊断。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 ，这次的肺炎都属人畜共通的冠状病毒族谱。

随着华人春节的大批返乡，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动，势必病毒扩散，人与人的感染大增，成为快乐新年的严重危胁。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观成事，闻往古，或有助益。玆将2003年当时SARS之疫，聊志如次，以供大家参考，是以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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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2003年春天，新兴传染病SARS悄然袭台，时台大率先披挂上阵，成为第一家启动抗煞战疫的医院；到后期，台大以全国百分之三的医护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并创下「零死亡」纪录。这场战役，成为我院长任内最悲壮、最残酷、充满惊涛骇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荣、最感动、最无愧的一场胜仗。

虽然疫情早已远离，但午夜梦回，许多惊心动魄的景象还在脑海浮现。

初时，2002年12月底，中国大陆陆续在网路传出某种「怪病」，悄悄流窜在广东地区，据说患者不约而同出现高烧不退、咳嗽等症状，并且很快恶化为呼吸衰竭，进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传染途径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论有效治疗。

中国官方初期始终未正面证实其境内出现疫情，一直到情况濒临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广东地区爆发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转而恶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医护人员。

由于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时，非典型肺炎早已随着便利的交通及春节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传染开来，全球各国如临大敌，民众陷入集体恐慌。

仅和中国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虽也同样忧惧，但在疑凶不明之际，政府除了要求往返两地的台商若有异常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应尽速就医外，似也无能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岁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烧、肺炎到台大急诊，第二天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进行插管治疗，3月10日转入加护病房隔离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发烧不退，到台大急诊就医；感控小组警觉到两人一家同时感染肺炎，太不寻常，产生高度警觉。我接获通报消息，正值前往龙潭开会途中，车上即刻去电林芳郁副院长，并约请感染科张上淳主任密切注意，当即成立因应医疗小组。

张上淳教授凭着专业判断，直觉事态不轻，一方面立即进行各项检查，开启标准作业流程，随即向我通报院内可能出现台湾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长随即在当天下午五时召开感染管制小组紧急会议，做成几点关键决议：

(1)立即启动P3级感染控制防护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护隔离病房，空调完全独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离处理；相关医护人员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两层手术衣、戴帽子、加上两层手套并勤洗手。

(2)紧急徵调加护病房隔离室，做为收治SARS病患的隔离病房。

(3)指派专责医护人员照顾勤先生与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严密管制加护病房隔离室进出人员，并由管控人员由监视器观测医护人员是做好百分之百防护措施。

这些管控措施，确立了台大医护人员照顾SARS病患的基本守则，相信也是国内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关键。

SARS侵门踏户，直驱台湾，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线。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长、两位医务秘书、内科、外科、急诊、精神、护理、总务、医疗事务、医学研究等部门主任及所有感染科医师，成立「SARS紧急应变团队」，从此每天上、下午定时开会两次，随时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应变。

当天我们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对勤先生进行活体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这是全球首例采集SARS病患发病阶段的病理组织（其他病理组织多于病患死亡后采集），而病理科当天即化验出切片结果，对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义。为了怕开刀房遭受感染，当时病人是在加护病房里直接完成切片手术，事后证明，这也是一项明智果敢的决策判断。

接下来，疑似染煞病例接二连三出现，速度快得令人无法喘息，但台大仍临危不乱，剑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赢得许多赞誉。也因此赢得美国专家的信赖，在3月18日，将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岁孩子在越南旅游时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国疾病管制局三位专家陪同下，包机自越南抵达松山机场，直接前来台大就医。最后台大很快诊断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与SARS无关。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发送医。25日，照顾勤太太的胸腔科总医师蔡医师，也因高烧住进隔离病房，成为国内第一起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员工爆发集体感染，其中四人症状较为严重，均送往台大急诊住院。

由于台大加护病房隔离室不足，此时我们发出希望其他医院能伸援的呼声，但没想到得到的反应是「欢迎台大把肺结核病患转来，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径一致假推崇台大医术高超，以「台大比较有经验，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较好」。后来在疾管局及台北市卫生局协助下，三总收治一人，台北荣总收治两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员工五岁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个敌踪环伺的孤独巨人。感染原不断涌入，却切不掉源头，成为台大医护人员最大的隐忧。尤其蔡医师在N95、防护衣、护目镜等重装备下仍被感染的消息传出后，大家肩负沈重压力，既要悉心照顾病患，又得全力保护自己。后来我们研判，蔡医师在为勤太太紧急插管时，可能因为突然弯腰改变姿势，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紧贴脸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剧烈咳嗽，蔡医师不慎吸入带有病毒的飞沫而感染。这始料未及的情况，说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传染性之高，确属罕见，更让大家绷紧神经。

台大除了院内防疫不敢松懈，也支援全国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张上淳主任，每天都为新闻局录制最新的SARS防疫卫教短片，让民众每天都可以透过电视，了解如何防范SARS的侵袭。台大也举办好几场SARS病毒防治研讨会，提供其他医疗院所防治经验，参加人数场场爆满。

一直到4月初，台湾第一波SARS疫情暂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陆续康复出院；接触照顾的医护人员高达一百三十多人，医护人员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远低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政府一开始自豪于台湾的「三零纪录」（零社区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医界人士推许最大功臣，应属守住第一道防线的台大医院。

我们此时不只一次提出警讯，研拟出「当SARS疫情扩大蔓延时政府的因应措施与建议方案」，强调防范院内感染远比社区感染更为重要，建议卫生署紧急调度一所专责医院来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医院交叉感染。可是卫生主管机关却不能洞烛机先，只着眼「社区感染」之防备，光是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传染病，中央与台北市卫生单位就互不相让，错失防治优势；后来在关键的防疫策略制订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纳雅言，与专业建议背道而驰，以致埋下祸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医院爆发集体感染开始，防疫工作节节败退，接下来就像兵败如山倒，SARS如入无人之境，在全台到处肆虐；台湾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跃居全球之冠，酿成一场世纪灾难。

4月22日，台北市卫生局证实和平医院出现集体感染，共有一名医师、两名护理人员、一名技术人员及两名洗衣工等七人发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湾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网已经破了！」不仅医护人人自危，社会大众更陷入集体恐慌，大家疯狂抢购口罩、消毒水，SARS仿佛看不见的幽灵，随时威胁着每一个生命。

4月23日，本于「专业礼遇」的原则，台大医院主动积极地将和平医院两名病情较严重的医护人员转来台大，并在卫生署追踪下，对六十一名员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属施以居家隔离；这一波疫情创下了SARS进入台湾后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纪录。

4月24日下午1时，卫生主管当局「师出无道」，在没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况下，竟然仓促宣布「和平医院立即封院」，上千位医护人员及病患、家属被强制「关」在医院中，没有足够的隔离防护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传染性的环境下坐以待毙。

透过媒体现场直播，我们不断看到和平院内失控的场景，医护人员不甘被遗弃，有人抗命不从，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着玻璃窗拉布条哭诉：「我们为什么要照护SARS病人？」其他科别住院病人家属则焦急的守候在封锁线外，担心家人的安危，场面岂是一个「乱」字了得？

当时变调的医护秀确实让人伤心，但政府「不给武器的战役」却更荒谬。和平封院的决策过程，只能说草率无度，进一步的功过是非，相信历史终有评断。

「一步错，全盘皆输」，和平封院，未能封锁病毒，曾去过和平的病患纷纷隐瞒接触史，形成隐性感染源，疫情如滚雪球般愈滚愈大，4月29日先是邻近的仁济医院封院，中兴医院也爆发疑似感染，台北马偕、北荣、三总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时有接触感染传闻。同时，因病人交叉感染牵连，高雄长庚、高医、高雄荣总也陆续爆发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国医学院附设医院出现国内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医界几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医院护理长陈静秋女士不幸病逝，成为第一位染煞过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医院林重威医师也因病情恶化，转院国泰医院殉职，结束年轻宝贵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这些噩耗不断传出，台湾上空如同鬼魅降临，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盘，人与人隔着口罩彼此猜疑，一声咳嗽都会挑起每个人的敏感神经，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区，也将我归类为「危险人物」。

至于台大医院，从四月底开始，急诊处人声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发烧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涌入；病人对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们的医疗人力及环境空间明显超载，却又不忍见死不救。

总计从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筛检761位SARS个案，经诊断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筛检人数达40人，诊断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暂留急诊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总共约一百床观察床的急诊部，并没有独立的空调病房，六十多位医师及七十多位护士，每天都在高压力的环境下工作，已经接近崩溃。

我们陆续实施多项紧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调度：断绝院际交流，暂停主治医院到其他医院兼外支援，禁止调回轮调外院的医疗人力，以切断院际感染的机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员减少聚集及走动，尽量定点工作。

(3) 口罩调度：第一线医护人员戴N95口罩，其余人员全部使用外科手术口罩。

(4) 发给非医疗同仁每人一支体温计，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关闭东址部分病房，将西址病房规画为SARS病患住院治疗专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当我们试图将疑似或可能病例转往他院时，得到的回应永远是「我们没有隔离病房」或是「隔离病房满了」，绝大多数医院仅是冷眼旁观，盘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别上门」；当时有医院甚至在门口张贴海报，台北市中心有家医院，竟然挂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请安心来院就诊」的昭示，真是百年难见的乱世奇景。

我清楚记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点半紧急召集多家医学中心院长共商对策，因为医学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对抗SARS，若能合组团队更好。没想到我一踏进行政院的会议室，劈头就听到当时所谓「医界大老」的院长及林口长庚医院院长，以叫嚣的口吻称道：「这些是你们公家医院的事，与我们私人医院无关！」，令人不敢相信。当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义副院长英明卓处，强力约束各家医学中心共体时艰，可能有关SARS的防治工作，将仍由几家公立医院独撑！「置身事外」，是这些医院所奉行逃难的原则；我们的卖命演出，还落得长庚前主任委员吴德朗在回忆录中，揶揄我们因应SARS各样措施是「作秀」。

5月8日开始，台大急诊医护人员陆续出现发烧症状，5月10日感控小组向我报告，急诊暂留区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无比沈重：台大有无可逃避的社会责任，不能把病患拒于门外，但身为院长，我必须保护每一位员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牺牲他们的宝贵生命，不能让急诊成为院内感染的温床，「更不能让台大变成下一个和平医院！」

台大如果发生大规模感染，国内疫情势将失控，冲击与震荡将难以想像，我该怎么做呢？排山倒海的压力让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诉自己，不能让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将辞职负责。心中有底之后，当天我召集相关主管紧急商议，决定以公馆院区疏散病患，净空急诊内科暂留区，以进行封闭、隔离与消毒的紧急防疫。随即动员急诊部主管及医护人员调度病房，漏夜模拟疏散病患至公馆院区的作业流程。5月11日上午终于净空急诊内科暂留区病患，中午开始进行完全善后，我同仁上上下下埋头苦干，无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缓和，甚至在门把上都验出了SARS病毒，我与院内应变团队开会后共同决定，「台大要关闭急诊，决战境外」。我以电话向卫生署SARS总召集人李明亮教授报告这项决定，李明亮当时非常不谅解，一直问我：「可以不关吗？这样民众会大恐慌！」我以没有转缓的态度向他说：「真的没办法，我不能逞强。」我也向他说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尽量让冲击降至最低。当天晚间九点，台大便暂停急诊服务，全面消毒净空，这是台大创院一百零八年史无前例的。当天夜晚九时，为稳定社会信心，特别约请欧晋德副市长、李召集人，并会同感染专家及副院长们，在台大医院第一会议室郑重向全国宣布台大医院关闭急诊服务，平稳而诚恳地将SARS疫情周知大众，以专业高度让民众安心，所以未衍生社会的恐慌。

我从来未曾有片刻考虑个人的历史定位，「宁可自己背负历史骂名，也不能让台大同仁折损一人。」事实上，在SARS疫情恶化之后，我就收拾好行李，准备住进医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难。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尽瘁，也就死而后已。」不过，后来在副院长林芳郁教授极力劝阻，他担心同仁会因此产生更大压力，并且拍胸脯保证，一定会「稳住」急诊疫情，要我晚间还是驻家联络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头。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启急诊的两星期内，我们获得台北市政府欧晋德副市长的大力协助，积极增设户外发烧诊疗区、负压隔离病房、发烧诊疗区独立X光摄影设备、严格区分病患动线、进行流量管制、加强教育训练等，同时也拟定复原计划，实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疗、病房分区治疗、员工与病患体温监测、访客限制等院内保净措施。

5月23日，危机到达最高点，台大列管严重病人达九十一人，隔离人数高六百六十二人，因为实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仅有的负压隔离病房早已额满。为了做最坏的打算，我也请同仁拟出万一台大全面封院时的应变计划，幸而在全体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医院终于控制住疫情，度过难关，重新再起。回想这段暂停急诊的决策过程，我仍认为无悔无愧，当时要是没有壮士断腕，SARS疫情势将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台大对于SARS病毒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进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进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药物。4月2日，台大医学院及医院共同在最快时间内，组成两组防治SARS的研究团队：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团队：由内科部主任杨泮池召集，积极进行实验室工作，确定SARS病毒的类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医疗团队的临床研究：由张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医疗诊治方法」，提供全国各医疗院所参考应用。

当急诊重新开放，不过一星期时间，全台又送来966位发烧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们就通报了138例病例。但台大医院在稍微喘息之后已经站稳抗煞脚步，一步步逼退凶猛的敌人，没有再发生院内感染的病例。时序来到炎热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温协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声。

6月6日，台大医院获得行政院颁发「抗煞有功」医疗团队奖座，我内心百感交集：从3月8日台湾发现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台湾从SARS感染区除名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严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国百分之三的微薄医护人力，承担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这期间无人擅离职守，推托卸责，大家同舟共济，心手相连，救人为先。过去台大获奖无数，这座奖却是用血汗及生命换来的，殊荣属于全体台大人。

回忆抗煞过程，我每天一大早进行全院广播，传达最新的资讯，加强信心喊话；另外也走到第一线，抚慰重装防护的医护人员，并利用病房视讯关怀隔离住院同仁。我让同仁感受到：他们并不孤单，医院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患难见真情，一向「羞涩不敢求，孤傲不会给」的台大人，因SARS来犯而打破藩篱，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现也感动了冷漠的社会，多少人写来鼓励的卡片为我们加油打气，多少善心人士踊跃捐输物资，甚至企业领袖赞助研究经费，这些有形无形的力量，都是对抗SARS最有利的后盾。

当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镜，将人性的自私照得无处遁形：有人为了重利囤积防护物资，不顾医护人员安危；有人无视居家隔离令，不顾可能散播病毒而四处走动；有人歧视医护人员子女，强逼停课转学；然而医界也有人选择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医界大老」串连大型私人教学医院，向政府施压，要求将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医院」，以免影响「生意」。这是后来仓促设置「国军松山医院」的后面背景。

在抗煞战争中，叶金川教授在和平医院封院状态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稳住抗命诸多医护人员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湾「时间正在流失，社会还卷在政治热潮，无法自拔」。SARS席卷台湾时，正应验这个评判。这场战疫中，卫生署长、防疫处长和北市卫生局长先后下台。在监察院约谈时，涂署长指称高估基层卫生单位、医疗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现漏洞。

我则认为，中央及地方不同调，政治角力，多头马车，不能尊重专业主张，官大学问大，贻误时间，不能有效指挥财团医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决定民众进入医院不必量体温，还落得召集人谴责，威吓将引用传染病防治法处罚台大医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许多医院排拒病人，但是后来健保局的医院补偿，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营运收入损失，以及领取抗煞有功的奖牌，这些医院不落人后，不也实在讽刺！回忆乱世众生相，我有感伤，有感动，有感慨，更感谢老天，让台大在前所未见的挑战中浩劫重生，继续迎接更多的试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