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调整，随时应对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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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本站研究局专栏作家）
新型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中国
“十三五”始料未及的挑战是，从2018年4月份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给“十三五”规划的执行带来了困难，比如一些单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收入指标增长受到阻碍。尽管如此，“十三五”的目标基本完成，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环境、精准扶贫方面。虽然从数字上看没有当初想象得那么完美，但如果考虑到两大意想不到的困难，是非常不容易的。
“十四五”期间最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是外部环境持续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以后，使得原来以为可能需要15到20年才能发生的一些变化提前出现了，未来这几年还会持续加快，具体说来即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很可能会在“十四五”期间有所演变，还会不断高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使得各个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对全球化的需求度在下降。另外新冠疫情也使得很多国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保证本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完整性上，他们担心全球化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安全，不可避免地在疫情过去之后会有一股产业链重新布局的浪潮，这会带来对中国的冲击。
“十四五”期间，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一定会风云激荡地演变，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所以国家提出要构建“双循环”的新格局，一个重要考虑基于此。
当然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的大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技术、运输交通体系的改进，全世界的经济活动会进一步一体化。居民有条件、有意愿到其它国家走一走、看一看，其它国家生产的产品，居民都愿意尝试，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这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看到的全球浩浩荡荡的大趋势。
但当前全球化趋势碰到了小逆流，所以“十四五”期间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新型全球化。具体来说“十四五”期间的全球化可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呼吁、推动、维系的全球化，而不仅仅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维系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可能来自中国，而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领导力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进口大市场，如进博会。中国以进博会作为抓手告诉全球，中国是大市场，你们来中国卖东西吧，中国愿意买你们的东西。同时外商来中国卖东西，自然会想到中国是生产基地，也会想到让部分产品来到中国生产。新型全球化的趋势是以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和其它生产要素，用中国开放的市场来维系和推动新型全球化。
美国并非铁板一块，中美关系将变得务实
美国并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很多企业比如高科技企业、很多地区比如加州，还有美国东海岸研究生命科学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他们都希望全球化，希望跟中国继续保持合作。当然美国一些保守的政治领导人担心美国的优势会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丧失，他们可能主张进一步跟中国贸易摩擦。所以美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处于举棋不定、内部不断争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能简单把美国当成一个整体，相反，中国应该积极努力去争取美国那些想在中国继续投资、继续交往、继续做贸易的进步主义集团、企业，通过团结他们去反对美国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政客。
总体来讲，这次大选落定中国和美国反而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相对友好地讨论彼此的利益分歧，协商如何解决这些利益分歧，如何保证中美之间正常经济、贸易、文化、科技、人文交流的重要契机。
拜登的执政团队比特朗普的团队更有经验，因为他们都是传统体制内的精英，这部分人和中国政策界沟通的渠道、沟通的方式、人员熟悉程度都远远好过特朗普团队；而且拜登的执政团队懂得怎样和中国彼此尊重，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对中国尊重不够，特朗普本人也用一种非常武断、粗暴、无理的公开方式来羞辱中国政府和中国百姓、中国企业，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拜登是传统的华盛顿政界人士，中国有经验和这些人士打交道，他们也懂得怎样跟中国在相对平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磋商。所以中美很多分歧会摆在桌面上，在适当的场合彼此协商，这是拜登上台对中国的重要契机。
另外，拜登上台会比特朗普上台让美国更加相对稳定。特朗普是个极端主义者，不按政治规律做事情；是分裂主义者，是混乱的制造者，使得美国相对分裂。拜登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美国社会重拾和谐，重获共识。一个稳定、自信的美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容易打交道的美国，而一个狂躁不安的、分裂的、不自信的美国是最可怕的美国。就好像和理性、冷静的人打交道比和一个疯狂的人打交道容易多了。
拜登上台，逆全球化的趋势会有所好转，因为拜登这部分政治家懂得怎样跟美国社会的关键群体沟通，包括企业界、包括工会，他们有传统的、畅通的政治沟通渠道，全球化对于美国而言无非是“分赃不均”的问题，全球化对美国有益，但这个好处如何在美国内部均匀分配，这一条特朗普不想管、也做不到，传统的政治家比特朗普更有经验，能够顺应形势，让全球化的好处在美国社会内部相对分得清楚一点。
在我看来“十四五”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起点的第一个五年。我认为“十四五”的战略性总目标是调整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如果中国经济是一架飞机，“十四五”期间要调整好飞行姿态，为第二个百年奋斗打好基础。“十四五”期间也是国际局势不断动荡的五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未来五年很可能会加快转变，疫情之后各国都要调整，中国的任务是调整，而不是简单追求高增长发展速度，国家已经布局了调整的重要方向和重要维度即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飞行姿态”相当于飞机在随机爬高过程中，到一定高度时要调整姿态进入到一个新的飞行姿态。中国要从过去大程度上依赖外循环、依赖国际市场、依赖国际技术，转到相对而言内外比较平衡的新发展格局。“飞行姿态”是指把国内的发展基础打好，要有比较稳定、比较安全、相对可控的生产体系，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同时中国的市场需求能够逐步释放出来，从而不用特别依赖国外市场。
未来五年发展的重点第一是通过新型城镇化来提升百姓的收入水平，增加收入要通过两个办法：一方面是城镇化，另一方面是通过精准扶贫后的新农村建设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各种政策。
第二，一方面要培育一部分国内市场。比如养老市场、比如大健康市场、比如广义的教育培训市场；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上要有一定突破，产业链要有完备性。
第三方面是环境生态建设、节能减排等方面打好基础，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封顶。所以未来五年要突破一些重大技术，比如很多燃油车要逐步转为用电，上游发电的源头也要大力发展，从过去主要烧煤逐步转为可再生能源或核能；还有涉及民生的教育、养老等方面，希望居民生活得更加平和，减轻为了孩子上学、周末补课的焦虑，要解决居民的一些痛点和堵点。
未来五年第一大风险来自国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当前的国内矛盾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可能是过去五十年以来少有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能针对中国乱出牌。
国际风险相关的是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赖度也越来越高，技术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因此中国要防范一些敌对国家、不友好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能源运输、能源供给，尤其是石油、天然气供给方面要时刻有风险意识。
国内风险有两个。一个风险是金融体系，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风险点。中国有世界上最高、存量最大的流动性，中国的现金加存款高达26万亿美元，是GDP的两倍，长期蕴涵潜在的风险。其它国家比如美国，他们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债券、固定收益和流动性不太强的资产。
未来五年希望通过一些改革举措把这些流动性非常高的金融资产转换成相对稳定的、流动性低一点的资产，比如债券、股市、股权类投资。举个例子，如果居民手里有100万银行存款或理财，这个钱今天可以买理财，明天可以买股票，后天可以买债券，大后天可以买房子，流动性太强使得经济经常不稳定。可能会突然出现房子涨价、股票猛涨、汽车过热等不稳定情况；比如100万存款有一部分长期买了股票或基金，有一部分买了保险，还有一部分买了债券，债券、股票等不像现金存款容易变现，就会相对稳定。要从流动性过高转向流动性不那么强的金融资产。
“十四五”期间金融资产的结构要调整，资产这一方从高流动性转向流动性较低，从投资去向来讲从现在的主要靠贷款逐步转向主要靠债权或股权融资。
同时金融风险方面跨境资本流动也是一个风险，因为中国经济的流动性很强，这部分资金有时会随着风吹草动而蠢蠢欲动，想出国，可能会引发汇率、外汇储备等风险。
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反弹，但欧美国家的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流动性比较宽松，西方国家现在的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分道扬镳的剪刀型关系，各唱各的戏。
疫情期间通过QE救经济的做法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但光靠货币政策的扩张是不够的，还需要普及一定的财政政策；光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不够，还需要一些具体的真正帮助到穷人的就业政策，比如开启一些公共投资项目，员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戴口罩，疫情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它不像服务政策。西方的政策应该是全方位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公共投资政策三管齐下，现在主要是货币政策起作用，他们的工作没到位。
第二个风险是中国的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局部波动，比如某些地区可能发展动力不足，区域不平衡引发的债务问题也会波及中国的经济。
比如东北一带经济发展相对放缓，可能会引发一些企业的流出，地产价格下降。跟地产相关的一些债务可能会违约，相关企业可能会债务重组，就会引发局部的波动。
应该未雨绸缪，事先在这些地方做好债务安排，给予一些特殊政策，帮助本地确实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稳定发展，也要对债务太高、经济财务水平下降太多的地方提前预警，财政给予帮助。
国际风险是国际上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挑衅政策，还有中国的能源供给。国内风险是金融以及区域不平衡带来的波动。
十四五要下功夫调整消费不足
疫情提醒了中国几点：
1、中国要有全社会化的风险防范机制。在未来一段时间要不断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可以具体量化为：比如各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如帐篷、医疗设备、医疗供给设备一定要在不同地区存放。疫情提醒中国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
2、中国的医疗体制要进一步改革，要进一步提升医疗体制的公益化水平，现在很多医疗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这存在问题。需要提升中国的公益化水平，医疗健康方面国家投入需要上升。
3、疫情提示中国经济要有一定的自我循环能力，疫情来临后很多国际交往、国际贸易停顿了，因此中国要有一定的供给能力，疫情对中国供应链的自主性提出了要求。
目前中国经济总体上恢复得非常好，已经恢复了90%以上。经济活动的强度非常高，比如会议、研讨活动等都报复性上升，要把一年浪费的时间找回来，这是很喜人的。2021年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中国经济会恢复得不错，能够达到7%以上的增长。2021年的增长是建立在2020年的低基数之上，很多活动必须要恢复，很多计划要完成。主要问题是疫情是否会再肆虐一遍，这具有不确定性，但中国已经有了较科学的应对疫情的办法，疫苗也在研究发展之中。
产品的消费基本恢复了，有些方面消费不足，一方面是疫情影响，主要体现在旅游业消费不足上，这需要中国在“十四五”期间下功夫调整。要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根本上要提升居民的收入预期，没有收入预期他们不敢消费，这是问题的重中之重。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要有实打实的改革办法，最重要的是加快城镇化，给外来工户口，在城里盖经济适用房，把老家的地周转起来能够卖掉，让外来工的资产转起来。很多人在老家有地，卖不掉，进城打工又没有户口，住不下来。如果两头都不沾，就会出现问题。
我之前有一个观点“这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穷人的危机”。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在中国解决得相对不错的。因为疫情之后中国很快就复工复产，各地方政府派着大巴到农村把农民工接回来，比西方好多了。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目前还需要出台一些实打实的政策，真正把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起来，这是关键。通过城镇化、通过户籍改革、通过一些惠及百姓的政策，比如经济适用房、长租房和医疗等，提高百姓的收入预期。
第一，消费是根本和基础，要放在第一位，主要是改变预期，真正让老百姓提高收入。我不认可完全靠提供消费贷款的方式来拉动消费，消费贷款过多容易出问题。
中国消费占GDP 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差距，“十四五”的发力点就是提高消费占GDP的相对比重。
同时我也想强调，发达国家消费占GDP70%以上的格局不见得是最合理的，可能有些太高。比如这些国家就出现了投资不足，矫枉过正走入了另一个阶段。
一般来讲消费占比在60%-70%之间是比较合理的。中国消费占比现在是50%左右，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的消费数据是低估的。中国统计的家庭消费是靠入户调查完成的，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入户调查，即使参与也低报收入和消费。
二是投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投资结构和质量问题，一定要投向中国产能供给不足的方面。
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5.6%，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了1.8%。这两个是有时差的数据，销售量消耗的是存量，是一年前或两年前开发出来的房子；现在5.6%的投资增长是投资于两年后建成的房子。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说明未来房地产库存上升不会太快，因为新投资较慢，事实上整个房地产库存量不是太高了。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分化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很多地区房子建得不够，房价在涨；而一些地区房子是过剩的，未来房地产一定是结构化、区域化、多元化的市场。
房地产在本轮经济恢复中，一是扮演稳定投资的角色。二是提供资金循环的作用，通过房地产开发，一部分百姓的储蓄转换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转换成企业的收入，起到稳定金融、稳定资金的作用；同时起到稳定消费的作用，因为房地产卖了以后可以拉动家用电器和家具销售。总体上房地产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十四五”期间我认为短期内房地产税立法会通过，但从立法到真正实行还需要一段时间，可能得需要两个五年计划。即便房地产税推出，对绝大部分人最后的税率较低，不会造成巨大冲击。
三是出口，未来一段时间出口主要是以稳定为主，稳定出口的量，提升出口的结构，提升质量，这是关键。
2020年出口的贸易顺差在扩大，这是一个短期现象，因为中国复工复产比较早、比较快，很多国家受疫情影响还没恢复生产，口罩、医疗设备、基础化学用药等都是中国生产的，这个顺差扩大不可持续。长远趋势中国要做好准备，做好未来一段时间国外需求相对减少、国外产业链部分搬回本国的思想准备，绝对不要认为中国出口上升是一个趋势。
中国抗疫率先取得良好进展，一要尽力在国际上展现善意，以中国的能力帮助其它国家，包括生产能力和已经做到的出口能力。二要提前布局，为疫情后的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提前布局，比如会预料到一些发达国家会把医药生产转回去，中国的医药企业就不能沉浸于现在出口很多的盲目乐观情绪中，要做好外部市场需求相对萎缩的准备，利用这个时间差做好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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