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
晋察冀边区实为中共向华北敌后活动之跳板。该边区原经国府于民国27年(1938)春初批准为敌后之地方行政单位。虽名「边区」,其性质则与陕甘宁边区迥异。后者为共党独占并已实行共党所颁行的土地改革,而前者则仍是原来中国社会之一部。最初的边区政府亦是两党共管的联合政府,其中中共党员所占成分甚小。然在中共所倡行的所谓「三二制」之下。共党权力逐日增涨,不知不觉间遂为共党所掌握。
晋察冀边区于战时不实行土地改革。仅着重减租减息。同时该区内共党组织群众做政治活动,其情形亦与政府直辖区大异其趣。换言之,即中共利用此一边区为其统战原则下各种政策之试验区,一种政策经试验成功,即向其他地区推行。此种推行程序甚为有效。其成就实多归功于刘集团中第二号领袖彭真之领导。彭原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长,后兼中共晋察冀边区书记。其边区工作当时即深受重庆国府之注视。
刘氏将华北工作移交助手之后乃于1939年南下华中任华中局书记,随刘而去者自为大批组织人员。华中一带之组织群众工作,与中共之地方政府,乃应时而起。
至1940之末,中共之「三九政策」已顺利完成。其另一步骤之口号则为「巩固华北,争取华中,发展华南」。此一政策之执行目标正如何应钦、白崇禧两将军当时之观察,即是中共将于敌后自河北至江苏建立一「一字长蛇阵」之游击基地,正规与非正规之政府部队撄其锋者必遭诛灭吞噬无疑。在毛氏「先斩后奏」的原则之下,国军与共军之磨擦乃与日俱增,直至成为对外抗战阵营中之内战。由于不长于游击,政府军之在敌后游击区者乃逐一被吞噬,以至长江以北之敌后地区,几全为共军占领。
华北起家 势力延伸
然共军在敌后之猖狂终引起国军之反击致酿成1941年1月之「皖南事变」,中共之新四军几全军覆没。皖南事变就延安全盘南进战略来说确系一大挫折,然就中共内部刘系势力发展而言,反为一天造地设的新机运。
刘系势力之形成原与毛同。二者皆是华北起家。长江下游一带原为新四军势力范围,刘系难于立足。项英原与毛氏不相容。项氏之个性与政治背景均助长新四军地区之山头主义。该军给养装备亦系国府供给,固无听命于延安之必要也。
然项英死后,原非共党之叶挺军长及其属下几全部被俘后,情势遂大变。加以新四军名义已经国府明令撤销,残部更四面受敌,纵已遁往江北亦难逃追击。如此紧急场面遂使延安人员乘虚而入。1941年4月,刘氏乃受命为新四军政委,刘系之势力乃自华中延伸至华东,苏北遂为刘氏之另一指挥所矣。
刘系势力之急骤上升事实上与毛氏全盘策略正相吻合。要言之,毛氏对战时敌后之政策,可说是「军事化整为零,政治化零为整。」毛氏不但反对1940年之百团大战;纵使是小规模的抗日游击战,渠亦不愿发动。毛氏之目标为保存实力,扩张地盘,以待将来。在毛看来,敌后共军绝无集中之必要。相反的。如共军在敌后集中,则其总司令势将对毛氏之地位与声望构成威胁。近年来大陆上红卫兵小报每讥笑前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一天也未『总』过的总司令」。战时的事实,亦的确如此。
然刘少奇当时的处境与朱德却适得其反。毛氏却愿以全力支持刘氏成为敌后地区最高的党政首长。1942年9月延安政治局通过所谓「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一消灭山头主义划时代的「决定」之通过,事实上亦只是追认并加强刘系所完成的既成事实而已。
但刘少奇并不因敌后工作之忙碌而忽视在延安应有的活动。必要时他总是回延安襄赞毛氏做重大决策。正因毛氏在共党内唯我独尊的局面尚未形成,刘氏为本身利益着想亦认为有助毛独尊之必要。二人表里为用,1942年底刘氏乃应召返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书记,同时兼任有高度实力的军委会副主席。刘氏出任中央要职后,大批刘系人物加彭真等亦相率返延。毛、刘亲密合作后,才搞出「整风运动」来清除党内敌人,各阶层中国际派残存势力乃被一扫而空。
行动之不足,乃辅以理论。因此刘氏一生之重要着就,均在此时付梓的。事实上在此期中,毛氏除其本人著作之外向不许他人妄自执笔奢谈理论,然于刘氏则曲加优容,成为例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