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创办自然之友 做中国环保的堂吉诃德

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于2010年10月29日于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9岁。

梁从诫于1932 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自然之友”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梁从诫是其发起人之一和创会会长。在创会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身体力行，为环保事业奔波，被认为是中国民间环保的先驱人物。

据公开报道，在发起“自然之友”前，梁从诫是一位历史学者，之所以转而关注环境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百科知识》杂志社工作时看到的一封读者来信触动的，那封信中谈到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梁从诫放弃史学研究投身环保，已故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评价说，“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在“自然之友”创办后所参与的环保事件中，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是一次重要事件。1995年12月初，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向“自然之友”反映，滇西北的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准备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生长于斯的珍稀动物滇金丝猴将面临危险。

“自然之友”立即发出“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林”呼吁书，梁从诫多方奔走，并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进行呼吁，反映问题的信件后来送达到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案头。经媒体报道后，这一恶性事件得到控制。这也是“自然之友”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

此后，“自然之友”还参与了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等环保行动。梁从诫本人广泛参与了这些行动，此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很多环保问题也是通过他的提案渠道才得以“上达”有关部门，如关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建议首钢部分迁出等等，这也促成了很多环保问题得到解决。

正如他所发起的“自然之友”的使命之一是“让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的行动”。十几年来，作为当代中国环保意识的启蒙者之一，梁从诫坚持自带筷子就餐，使用环保布袋，骑自行车上班，利用废纸做名片，过简单生活等行动和理念已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并逐渐成为今天“低碳社会”的时尚，而“自然之友”的会员也已超过万人。

梁从诫先生耗其半生精力创办民间环保组织，为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奔走呼号。他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护自己身边的环境，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的话，我们中国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

先知注定是痛苦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先知尤其如此——除了要‘拆下肋骨当火把’外，往往还得承受‘世人皆欲杀’的险恶和孤独。现年73岁的梁从诫，就生在一个充满先知光荣和痛苦的家庭里。其祖父梁启超已不必说。其父母——梁思成、林徽因，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保护老北京城而奔走呼号、跪地痛哭的惨痛一幕，也随着一个极端年代的远去，成为家喻户晓的悲剧。当然，这幕极端年代的悲剧，在正迈向开放年代的中国，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他的父母，而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心头剧痛和不堪回首的耻辱。梁从诫成长于一个能够苟活已是万幸的极端年代，却未曾渴望过扮演先知。然而，弄人的命运却让他在已过花甲的时候后走出安静的书斋，在举国自上而下对环境保护近乎一无所知的状况下，去为传播环保知识和开展环保活动。在一个素来有高叫‘人定胜天’和‘征服自然’传统、对环境保护近乎蒙昧的国度，一个羸弱老者和因无知而无畏的环境破坏势力者之间堂吉诃德式的战争，就此打响。势单力薄的梁，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一打就是11年。从今天中国大地严峻的环保问题来看，输家当然不只是羸弱的梁从诫，还有整个中国。

‘投笔从戎’半路出家

在前半生的岁月里，梁从诫一直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者。在他就职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时期里，一些作者的来稿所谈到的污染问题，尤其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担和压力，引起了他的重视。从那时起他才知道，污染和污染源不是一回事，中国竟有40%的污染来自乡镇小企业。在关注中国环境现状的过程中，梁从诫了解到，中国正在以最大的人口吞吃最少的资源，而其前途也正面临双倍的危险。那时候，这位知识分子的心灵被刺痛了。他在想，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了，不能一切都等着政府。1994年，梁从诫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绿色分子’自发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并把这个叠床架屋的复杂称谓简化为‘自然之友’。这是中国第一个环保的非政府组织(NGO)。梁从诫给这个组织定的方针有两个：不唱绿色高调，不做绿色救世主。以推动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留对政府监督、批评的权利。

遭遇淡漠内外交困

‘自然之友’的成长，是一个漫长困苦的过程。199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梁从诫和创始人之一的杨东平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大学作一个有关环保的讲座，听者还不足30人。杨东平当时就说：‘从观众寥落的绿色讲座开始，“自然之友”开始了不自量力的“启蒙”。为无辜的大自然代言是那么微弱……但我们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儿童，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没有NGO传统的国家。多数人还习惯地认为，环保是政府和专家的事。不仅是老百姓，多数政府官员对于NGO的存在也相当敌视。还有些所谓的学者，也在攻击非政府组织，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极端环保主义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除了遭受各界的冷遇，编制和经费也是‘自然之友’的生存难题。该组织最初的300元注册费是梁从诫从他做生意的亲戚手里借的。‘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并未很好地开展活动，同样有经费原因。而现在让梁从诫感到欣慰的是，‘自然之友’经过11年的发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自然之友’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国内外社会团体及私人捐赠，特别是国际大型基金会、公益组织。它至今‘没花国家一分钱’，平均每年约能收到63万元的捐赠，远远高出其他中国民间组织的平均水平。

败多胜少的战役

梁从诫在追忆‘自然之友’往事时，严肃地说：‘NGO在中国解决问题不是沙龙式的，是有危险的。在中国做环保，在某种场合不是田园诗，有时候是生死搏斗。’1998年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就是一例。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和几位协助拍摄的‘自然之友’会员被林场扣留40分钟。为保护采访成果不被劫走，‘自然之友’会员周虹冰深夜女扮男装，身藏录像带，费尽周折逃离林场。节目最终如期播出，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自然之友’会员吴登明在一天内便收到两次威胁电话，扬言要用他的脑袋补偿当地的损失。尽管惊心动魄甚至充满死亡的威胁，但只要得到回报，努力总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更多时候，‘自然之友’体味到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态毫无改变的滋味。杨东平说，这恰恰才是NGO的常态，‘每一件事我们都是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争取的，如果碰巧改变或者纠正了，那纯属例外。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败多胜少的战斗。’现在，一提到这些事，梁从诫便不无感慨地说，即便如此，‘自然之友’和400多个跟随其后兴起的民间环境NGO们还在努力。虽然他们在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败多胜少，但他们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政府的‘温和合作者’

败多胜少的事情做多了，梁从诫渐渐悟道，处理好NGO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做事成败的关键。他一贯主张NGO将自己定位为温和的合作者。‘再有本事，也不能取代政府。再说，不当家不知持家的苦啊。’梁从诫坦诚地说。‘自然之友’要做力所能及的事，即要选择有把握的‘战场’，否则宁可不打这一仗。有些方式在中国是不适合的，也是行不通的。

‘作为民间组织，最多也只是呼吁，最终做决定，制定政策甚至是制定法律的还是政府。所以政府如果回应公众的呼吁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希望了。’梁从诫对记者说。这并非只是希望。今年5月，‘自然之友’参与了‘圆明园湖底铺衬’事件，这是该组织深入参与环保行动的重要事件，亦是民间环保NGO同政府合作的典范事例，充分证明了民间呼吁的力量对政府行为的干预作用。

‘我们不可能像西方环保组织那样示威游行、手牵着手把工厂封锁起来，这个事情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还必须为中国后来的NGO铺平道路。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必须稳妥。’梁从诫非常认真地说。

回天乏术期冀新生

‘自然之友’成立至今，全国范围内的会员人数有2000余名，这个梁从诫奔走11年的结果，令他感到无奈和彷徨。梁从诫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其实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根源便是中国多年来环境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全面失衡的问题。他这样向记者形容，13亿人口，中国的资源拿13亿一除，还剩多少?每人污染一点，拿13亿一乘，又有多可怕?

‘中国经济的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令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都在争当“世界的厨房”。在中国，1/4的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1/3的城市人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单在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述说这些严酷的现实时，梁从诫的声音有些颤抖。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便是透支了后代的资源，其结果是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环保意识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仍是麻木不仁，但梁从诫从不曾放弃对社会民众环保和社会责任的唤醒，并且始终坚信，每一个人能做的很少，但是大家联合起来，就能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