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观盘－从户籍改革 看经济右转

在这个制度之下，人民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两者户籍的差异反映在各种社会福利，包括社保、教育、就业、生育、住房、土地等等。例如不同户籍的学生，考大学的录取分数是有显著差异的。

有专家曾经表示，放宽户籍限制，是让中国跳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之一。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准滞后于国际一般标准，近亿农民本该转移到城市从事更高生产力、更高收入的工作，但在户籍限制下没有这么做，造成国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人口迁移管制造成了消费损失，也造成收入损失。

今年4月初，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宣布要让超大和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要求城区常住人口100～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500万的大城市要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也就是说，以官方文件确认了户籍制度在大部分区域的取消，这是近年来改革的一大进步。

说到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忽略左右派之争，这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不仅是政治派别的利益之争，也隐含了不同背景的价值观冲突。同样是开国元老，毛泽东的左与邓小平的右，反映了其成长背景与其执政时代的环境差异。

中国当今的左转，在过去几年是显而易见的，2018年中国股市的大跌，部份原因在于资本对向左转的担忧。

一刀切的供给侧改革、国进民退，扼杀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与当年朱镕基的改革路线背道而驰。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导致不少中小企业裁员过冬，大额可选消费品受到打击，例如汽车、地产、手机等等。

随着中美的冲突的发展，以及实体经济的压力，促使了新一轮的改革。2018年底，中国财政部长喊话正在研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对于不支援民企发展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这与「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态度截然相反，表明经济政策向右转。

上述政策左右变化的结果，也可以从数据中观察到。2016～2018年，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降低。以工业增加值为例，长期以来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当月年增速高于国企。

在政策左转之下，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出现较为明显下滑，而国企的增加值增速则触底回升，2016年，国企超过民营企业增速，并一直持续到2018年。而在去年底政策再度转向之后，2019年1～2月，国企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年增速降至4.4％，而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上升至8.3％，出现显著逆转。

民营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民营经济数据的改善，为市场带来对景气周期反转的良好预期，也为投资人带来新的机会。（元大中国平衡基金研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