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高龄返乡 反映大陆经济转型

大陆外出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创业比例增加,已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图为重庆在建第一高楼加紧施工。(新华社

改革开放以来,近3亿的农民工向来是推动大陆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层力量,但近年来,这批劳动大军陆续出现「高龄返乡」、跨省流动逐年减少的现象,这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大陆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内外问题,包括贸易战新冠疫情等外在变数冲击,以及人口出生率下滑、「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因素调整

农民工是大陆城乡二元体制产物。按大陆官方定义是指户籍身分是农民,但主要从事的是非农业工作,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简言之,就是户籍在农村,但外出到城市(甚至跨省)的劳动群体

只不过,这群近3亿的农民工从2018年开始无论在总量还是人数增长上都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而另一个关键指标则是年龄与流动半径,按大陆官方最新报告显示,相比12年前,农民工2020年平均年龄提升7.4岁,达到41.4岁,跨省流动趋势也相对趋缓,甚至出现「年纪越大,就近就业、回家就业的人越多」。

就外在变数来看,2018年起爆发的中美贸易战重挫大陆内部以出口导向外销企业之余,客观结构的冲击也间接使得企业对于农民工需求大幅下滑、农民工外出工作机会锐减;而新冠疫情出现,出于防疫需求,则使得农民工在主观意愿上希望就地工作,减少跨省劳动,这也直接体现在,年初沿海各省部分工厂复工时,一度出现有钱也找不到工人的「缺工潮」现象。

而从内部因素来说,尽管近年大陆官方大幅松绑落户制度,但受限于户籍城乡二元制结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长期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不足的先天风险,农民工近年越来越倾向回归农村生活,加上大陆当前抛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都增添了农民工外出工作的不确定感,更不用说,人口出生率下滑,也使得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呈现「高龄化」趋势。

事实上,大陆产业结构转型也体现在农民工「名称」转变上。过去农民工就业行业多集中在制造、建筑等第二类产业,但近10年来逐步朝向住宿餐饮、外递等居民服务的第三类产业,笼统的农民工名称,也逐渐调整为「外来或外省务工人员」;北京这1、2年来持续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其实就是专指这类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