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算命桌旁长大 专访《血观音》金马导演杨雅喆
文／刘致昕
从小，他看着只有一只手一只脚的爸爸为人算命， 算命桌就是他的书桌，世间上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 他从小听在耳里，化成对角色情感的细腻琢磨。 他，是拿下本届金马奖三项大奖的《血观音》导演杨雅喆， 也是一个专注于反抗的人。 「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是局外人。」
跟46岁的杨雅喆聊金马奖，他从「为什么要穿西装」说起。
「我（金马）穿的那件外套要8万多（元）欸！」杨雅喆说，好多品牌要他穿戴自己的产品，但除了要小心翼翼保管，还要花至少1天试装、取衣、归还。他嚷嚷，为什么要为「形式」，花这么多心力。采访那天，他拍拍身旁那件5年前买的3万块西装，他宣示，「我只穿了10次。」
他太忙，我们一起搭高铁南下。前一天上了8个通告的他，放着商务舱的舒服椅子不坐，因为他不想社交，不想再跟厂商讲场面话，跟我们一起窝在自由座，他舒服许多。
他对伪善愤怒「台湾最极致的虚伪，就是以爱为名的控制」
「讲脏话的时候，记得小声一点！」他的助理特地跑来叮咛。他声量依旧，用台北到台中的时间，批评财团以创造地方发展为名投资炒地，政府说要让民众多赚薪水，上修工时规定，实则为了政权。
「台湾最极致的虚伪，就是以爱为名的控制。」他的愤慨，像刚进社会的青年，但谈起细节，又像整天看新闻台的大叔。
从当天夺走九条命的中和大火，谈到立法院内的劳工工时修法，明明约访是谈电影，他骂了4次房价，在电影上映前的10小时，他发3则脸书贴文，2则关于公共议题，1则才是电影。
对伪善的愤怒，让他花4年熬出《血观音》剧本，一举夺下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他嘴里的「我是为你好」，正是里头台词，一句话支起戏中棠家母女三人「以爱为名」的控制。从女人心机出发，他带观众看一场30年前的炒地大案，官商勾结之中，有30亿洗钱、一桩灭门血案，还有党主席选举的明争暗斗。
《血观音》一上映就引发热议，国际媒体将它与近年成功的韩片《非常母亲》和《下女的诱惑》相比，国际版权已卖出。他对角色刻画细腻，更造就本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女配角。至今，他3部长片创造包括主配角共6位影后影帝。
他拍不出讨喜题材「揭发某些黑暗，是让社会更进步的动力」
愤怒也形塑了他金马奖典礼上的身影。
红地毯上他虽穿上8万元的西装，但手臂绑了更抢眼的反亚泥布条。年度最佳电影揭晓，偶像吴念真念出他的名字，让他紧张又兴奋，一度忘词，却没忘了打开手中「没有人是局外人」的布巾，把山海开发、原住民传统领域、劳工工时等议题，全都报上。
「《血观音》是一个不正向的电影，但在这个需要正能量的时代，揭发某一些黑暗，是让社会更进步的动力。」他的得奖感言掀起典礼最高潮，而前一天，这部不正向的电影，还拿下金马观众票选奖。
愤怒的他，卖的是裹糖衣的药。
《血观音》中，「糖衣」是人物刻画与情感描写，用来吸引观众，「药」则是看清控制，进而挣脱的自由。
9年前的《冏男孩》，他用童年故事讲隔代教养，五年前的《女朋友。男朋友》，用爱情故事带出公民运动、民主转型的苦涩，《血观音》则用女人心机、家庭内的纠葛，讲官商之间的不法勾结，如何控制社会。
「我要说的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人是局外人。」他说。
糖衣并不好做，《血观音》光是剧本就改了10版。为了精准描写母女间的控制，他与贵妇们请益秘密，读母女关系的心理学丛书、女明星自传、张爱玲所有小说和琼瑶作品。
为了解官商结构中白手套的心境，他先是翻出台湾过去的灭门血案，而后找到土地代书、律师、法官、警察，甚至炒作普洱茶的商人深谈。他还穿上衬衫、皮鞋生活了一阵子，只为了解用穿着武装自己的心境。
他说自己不会拍讨喜的题材，而且社会事件不断来找他，打开新闻、滑开手机都是，没有其他人拍，那该怎么办？
那口气，说得好像他还坐在40年前、那张父亲替人算命的桌子上一样。
世间上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就这么走进杨家，而他算命师的爸爸，必须全都给个说法，除非是算到死卦，不能说、不收钱。
跛脚爸爸，让他看见压迫遭追税，顾不得尊严：「这只（假脚）拿去抵帐！」
住着4个孩子的台北永和家里并不大，爸爸的算命桌，就是杨雅喆的书桌，一边写回家作业，一边听着各种人生。遇上孩子疯了的爸妈，他的父亲会以魂被抓走了，或是这样很好、不会有事等，给对方一个说法，让对方好受。
「我很早就能用穿着看出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了，」他也从爸爸身上学会察言观色、领略人性。就像他每次新戏开拍，试镜演员，总是先从细节、穿着、聊天，去了解眼前的灵魂，跟着演员发觉内心的不同层面，甚至因此重新调整角色，让角色跟演员的诠释都更加分。
因为年幼工作时不慎从火车上坠车，剩下一手一脚的杨雅喆父亲，也让他看见社会对人的压迫。
「他们上一辈是矿工阶级，穷到分家的时候不是分家产，是分债务的那种，」小时候，他住在市场的弯曲窄巷中，一间平房住了阿嬷和爸爸辈的4个家庭，二十几口。直到跛脚的爸爸靠着算命，买了间新房，一家子才搬出来。
此时，却遇上国税局的人上门，要算命的爸爸开发票。富贵人家能逃税、避税，但，市井小民却只能束手无策，爸爸在孩子面前无计可施，气得不顾尊严，抬起假脚放在桌上，要国税局官员「这只拿去抵帐！」
爸爸留给他的，还有不服气。好不容易考上高中，却因为哥哥在学校里打混，又花家里钱，爸爸直接叫杨雅喆念高职、当水电工，别读大学了。「我怎么可能让他控制我，学费都一样，为什么我不能念（高中）？」可惜，还没能证明自己，高三时，父亲去世，他的叛逆期必须结束。考上淡江大学之后，他靠着端盘子、救生员、酒店的工作，在社会里的各种现实夹层，完成梦。
开始用钱为刻度的人生之后，还没学会世故，他却先遇上启蒙。
政治谎言，让他寻找真相「心的自由没有的时候，就要去反抗，才会活得像个人样」
1980、1990年代的台湾风起云涌，每天上学经过台北车站的他，看见公民运动一波波展开，农夫、工人都上街了，他大一时，正是野百合学运。
他至今怀念当时追求自由、不满现况的社会气氛，「20年过去了，台湾（伪善的）行事风格还是没变，官商勾结还是一样，但大家却都不愤怒了？」
他记得更清楚的是，大一必修哲学，第一堂课，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要学哲学。「因为要让人自由，自由是心的自由，心的自由你没有的时候，就要去反抗，反抗了，才会活得像个人一样。」他倒背如流的这段话，原来是血观音台词「活得像个人样」的起源。
还是学生的他，试着找出与老师口中不同的228真相，戳破谎言、初尝自由的感觉，让他着迷。满腔热血的他，却在出社会没多久，在中国上了一课。
蹲点中国，让他尝遍假道学书记漫天开价，「问我知不知千岛湖，台湾人在这里死了不少」
1997年，他被任职的动画公司转调至中国，主管媒体采购的他，必须常常跟书记们吃饭，一次，在浙江省遇到书记开出天价，「他开价实在太贵了，当我是白痴，我听到价格之后说那我再考虑，但他们那边做生意好像不是这样，都是他讲多少、我付多少，怎么会有『价钱太贵』的问题。」杨雅喆回忆。
「然后他就起赌烂（台语：不爽之意），问我知不知道这里有个千岛湖，台湾人在这里死了不少。」
他在中国待了1年，尝遍各种假道学、真控制，以长官、长辈之名，宰制下属、晚辈以获得利益。在台湾，《血观音》中的「我是为你好」，同样处处可见。
在儒家思想为主流的社会中，他的世故不如愤怒长得快，「一般人二、三十岁学会的礼数，我现在才学会。」他说，10年前，拍《冏男孩》，宣传时他连陪笑都不会，在片场不想讲话，遇到演员时只挥手。10年后，他在脸书直播与知名主持人于美人把酒言欢，陪演员们上遍大小通告，在映后座谈逗得全场欢笑。
不只人懂得世故了，作品也是。
推出第3部长片，他与9年前的《冏男孩》相比，「以前那个好清纯，自在的拍，东西拿出来就是电击。」《血观音》则是他精心策画，每一次电击都是计算的结果，「人就是会老，以前那个不用算，频率对的人就被电得很惨，现在这种算好的，就是90%的人都会被电到。」
学世故，原来还是为了反抗。
《血观音》是他第3部剧情片，里面住着3个来到中年的他。在中国受够假道学的他，继续叛逆的选题；在算命桌上长大的他，百无禁忌的描绘各种人心；还有个世故的他，让电影更直白、通俗。
采访最后，我们问他下一部还拍社会议题吗？他直说太累了，浸泡在社会的黑暗面实在太辛苦。隔天，金马颁奖典礼尾声，最大奖「最佳剧情片」揭晓，是《血观音》。
杨雅喆上台时先踉跄了下，然后脑中一片空白，忘了所有谢词，却独独像呼吸一样的，把过去10年山海留给财团开发、劳工工时更长的不满，说出来。他举起「没有人是局外人」的布巾，不想投资人、不想票房的那刻，最自在的冏男孩，他，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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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全文，详见《商业周刊》1568期。※本文由商业周刊授权刊载，未经同意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