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狗吃人 马为食──父亲记忆中的长沙会战（刘良升）

湖南岳麓山修缮六处抗战遗迹。图为由蒋介石题词的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中新社）

我刘家开基祖在元末之际，自江西省宜丰县播迁至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自立「敦本堂」，发祥至今近700年。永安镇城区离长沙市区约25公里，自古即是扼守江西省进入长沙市的交通要冲。永安老街为依托捞刀河岸而发展出的带状麻石小街，市集向来繁荣。清朝乾隆年间，我支先祖携3子搬至离永安镇南岸城区约4公里外的小山冲礼耕村耕塘聚落，就地繁衍子孙，开枝散叶，过起「诗书为礼，耕读传家」的自给生活。由于耕塘地处偏僻，遗世独立，其发展虽较永安镇城区落后，却从而避开了清末民初多起战乱兵燹的扰攘。

1937年抗战军兴，族中青壮纷纷共赴国难，投效军旅，服务于中央陆军77师的先祖父于是年9月在淞沪战场上为国捐躯，留下了时年6岁，亦为家中独子的家父。

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国军和日寇的对峙防线由湖北江汉平原，南移到湘北岳阳附近的新墙河两岸，若再往南行则还有汨罗江，和捞刀河两道防御长沙腹地的天然屏障。当时国军尚未完全从武汉会战的巨大损失中恢复，加以长沙文夕大火的自乱阵脚，军心未定，日军乃趁隙进犯长沙，其前锋曾抵达捞刀河北岸，日军炮火尚对永安镇位在南岸的城区造成若干损伤，所幸国军指挥官薛岳上将意志坚定，指挥各部坚守阵地，反之日军既有后援不继之虑，另有被国军从后方两翼袭击之险，乃自行撤退北归，是为第一次长沙大捷。

1941年9月间，日寇信心满满地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这一次日军主力势如破竹，迅速南进，而国军指挥系统反应迟钝，日军已兵临城下，才将国军的王牌部队74军，紧急由江西省西调支援长沙外廓。日军先头部队在长沙县春华镇（永安镇西侧）和我永安镇一线南渡捞刀河，正遭遇行进间的国军74军，74军仓皇接战全无主场优势，交火的主战场永安镇城区顿成一片焦土，74军的阵地卒被突破，军部被敌穿插，连军长王耀武中将都险为日军俘获，幸赖时为58师副师长张灵甫少将亲率敢死队冲杀，才救出了王军长。这时一支国军溃兵，可能因为迷失方向，向耕塘我家老宅方向脱离战场，其后有日军部队穷追不舍。而我耕塘族人相互走告扶持，族人全数撤离庄园，向山区避难。

张灵甫。（摘自网路）

次日，家父才随同大家蹑手蹑脚地返回耕塘，放眼所及，只见英勇阵亡的国军烈士遗体（据判断是属于74军序列），他们手中还紧握着步枪倒卧在田埂间，可想见烈士们认真地执行卫国使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此外在炮火中遭受波及的鸡只家畜也令人触目惊心，家中屋内的地面则满是步机枪子弹壳，可见国军部队曾与日寇在耕塘我家大宅间血战。纵然战后家中房舍牲口损失巨大，但族人均安，实为不幸中之大幸。这也是位处偏乡的耕塘刘家聚落唯一直接卷入战火所造成的损坏。

原本近乎失利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仰仗国军高层在湖北宜昌周边紧急调集大军，佯攻日军湖北省的防区，作势开展第二战场，以「围魏救赵」之势，威胁切断入湘日军后方的补给线，而迫使日军仓促地将已深入湖南长沙，浏阳，株州的主力部队紧急收缩回防，湖南的国军趁势追击回复到原来的新墙河对峙防线。不过两个月后，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华中日军图谋在战术上策应入侵香港和南进的日军，又循原路挟怨报复，第三次进犯长沙，但挫败于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之下，致元气大伤而后撤。至此永安镇方得以稍事休养生息。

先前永安镇城区部因身处大战核心而严重损毁，永安中心小学也因此搬迁至离耕塘老宅约两公里处的李家巷，借用原先李家巷培元小学（高小）的校址设备，重新招生开课。家父稍早完成了刘家族学七修小学的初小课程，已进入培元小学就读，乃顺势接上永安中心小学在李家巷校区的课程。刚复学后的前3、4个月左右，父亲在学校付费参加伙食团所提供的午餐，唯有马肉而已。市集上贩卖的肉品也以马肉为大宗，这种反常现象，咸认为大战期间，中日两军在永安镇周遭火拚，双方运输军品的战马损失甚巨，战后我方清理战场，将战死马匹的剩余价值妥善处理，充作食材，这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也是不得不为的权宜之计。

这数年间，由前线换防下来的国军部队和野战医院轮番来到永安镇休整，其中一些伤病的战士归天后，战友们利用现成的山边浅沟掩埋遗体了事。在地族人们都知悉国军烈士墓区的大概方位，在下午以后都尽量避开那些毗邻的小径。而那一阵子附近野狗均长得特别肥壮，族人怀疑它们是吃人肉（尤其是被掘出的国军烈士遗体）滋养的，是故本地人绝不以狗肉果腹。邻居曾叔公一家迁往外地避难，留下一支土狗托父亲照料，这支土狗当时也突然地异常壮硕，某日它外出未返，可能为外地过客或难民，因不明实情而将其宰杀烹煮。

父亲小学毕业后，于1943年考入长沙市立中学初中部第一届就读。翌年，日军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又名长衡会战），并先行派遣军机对长沙市区进行无差别的轮番轰炸，当时守军竟毫无防空火力配置，日军战机贴近地面建筑物的屋顶飞行咆哮，父亲连飞机座仓内的日本飞行员面目都可以看见，可见嚣张至极。某日父亲到了学校，只见校舍残破，人去楼空，学校已无预警地停办了，父亲只得回到永安镇耕塘乡间避难，赋闲在家。

未几，1944年6月18日国军第四军败走，长沙地区陷落，老家所在的永安镇上亦有小股日军驻扎，但日军气数已尽，并无力对乡间扫荡，偶有零星日军士兵脱离大部队，也常被堂伯们所参加的游击队（由永安镇人彭汉云指挥的抗日游击独立支队）伏击而毙命。是时耕塘聚落也收容了由长沙市下乡避祸的多名族人，汇聚了原担任湖南省财政厅科长，和浏阳县议员等的刘家长辈们，俨然就像是烽火中的世外桃源，一幅人文荟萃之气象，这倒也意外地提供父亲有机会接触刘家闻人，使眼界大开之难得机会。

届临抗战胜利前夕，蓝天上已不见漆有「大红膏药」军徽的日本军机肆虐，而代之以夺回制空权的中美联合空军的驱逐机宣示主权，胜利曙光已现。不久，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受战火蹂躏近7年的湖湘大地才重新恢复了生机。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远离我们80多个年头了，这伴随父亲走过一甲子以上的儿时烽火画面，和失怙之痛，仍历历在目。然而，这场御侮抗争的最后惨胜，也总算终结了炎黄子孙自清朝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百年屈辱。我们在承平年代成长的中华儿女，一方面感念前辈们「我死则国生」的付出牺胜，才维系了民族生存之命脉，另一方面也须铭记，唯有自我国力的壮大，方能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永续和平。

（作者现居美国德州休斯顿市）

【刘良升专栏每周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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