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郝柏村回忆录的记载──也谈张宪义事件之5-24（龙城飞）

1965年09月01日中华民国新旧任陆军总司令布达式及交接典礼，高魁元（右）接替刘安祺（左）出任陆军总司令，布达式由参谋总长黎玉玺（中）主持。（征信新闻摄影组摄）

前言

前文〈5-23〉刊出后，关于笔者提出「1979年美国政府仓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共产党建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官员与一般人民对台湾颇觉歉意，可见美国人个性之善良正直，不愿以大欺小，这个心理与情绪一直维持到今天。某个角度看，台湾因祸得福，相对而言，大陆因福得祸。」

张宪义博士回应：「是的，一般来说美国人个性善良正直，不愿以大欺小，但它是普世价值，中国人也有这个普世价值。然而当谈到这个美国的「『国』性时，那是另一回事。你看美国对中国是非常强硬与霸道的。至于谈到『台湾因祸得福，或，大陆因福得祸』，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笔者认为张宪义博士是有道理的，整个事情必须具体分析。笔者强调，历史不是机械地发展，而受到人与事件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个人与团体有意识地参与历史的变动，是会有作用的，也就是说，未来的面貌由我们的过去与现在所定义。

对于「美国对中国是非常强硬与霸道的」，张宪义博士能够这样说，以他和美国方面的关系，是相当不容易的。在美国以及台湾的主流媒体上批评美国对中国过于霸道的，应该不多。而这符合笔者的观点。

2000年以后，中共与中国其实并没有产生从川普时期就宣传的那么多的「恶行」。中共的问题，内部远多于外部，中共过去主动带给他国重大损害的其实很少几乎没有（间接的如韩战、越战带来该地的损害），这并不是中共专有的美德，而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历史上，由中国本部政权大规模去占据或掠夺其他民族或国家利益的，除了元朝，例子很少。

因此虽然中共在思想与工作方法上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但是要像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主动去攻击外国，中共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这个先例。所以，笔者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攻击性态度，并且联络其他「文明」国家一起封锁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这将相当程度地减低中国人和世界文明的交流，笔者认为美国是一种新军国主义。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中共违反普世价值。这一点，笔者需要说明，中共的思想与言行深受其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推演的深刻影响，和西方政府与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自由主义思维的方式差异甚大，而中共希望走出有异于西方的另类治理模式（alternative governing model），由于其政治专政性质，一时之间不易放宽言论自由以及依法保障异议者人权，并且进一步让民间社会苏醒与发展，因此受到了相当的阻力，也包括大陆内部部分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海外中国留学生与异议人士的公开反对。

所以，就普世价值中的言论自由与人权价值来说，中共应该慢慢寻找接轨的作法，这对中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员的权益保障也是有益的、必需的。

近年来，美国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这牵涉到美国社会富裕太久的沉疴、全球化的影响以及美国政府的体制等等问题。美国在阿富汗留守20年，花费上兆美元，没有打造出一个半现代化雏形的阿富汗国家，却在撤军过程中发生了种种难以想像的混乱，可以看出美国的问题现在还是冰山一角，由此美国本身在体质上的下降，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

美国希望重复过去借由冷战而壮大的模式，以中国为第二苏联，结合西方以及反中政权（包括台湾的民进党）围堵中国进行军事竞赛，拉出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独立或高度自治的议题，在中长期孤立中国的情形下，拖垮中国，以重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笔者叙述以上的情形，其实并不复杂，端看我们选择哪一个角度、哪一个立场面对中国（与中共）及美国，这其中会产生相当不同的差异。

另外，笔者鼓励张宪义博士及早写下他自己的回忆录，张宪义博士回应：「谢谢你的鼓励。如果您或您可以推荐一位有相同理念的历史作家，我会考虑的，让我们探讨它的可能性。我同意你的看法，《核弹！间谍？CIA》书名误导性很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大事，张宪义博士已近80岁，应及早开始着手，思考他一生经历的事情与意义以及所坚持的理念，但是不必为自己过度辩护，以说明过程与原委为主，是非曲直由历史来评论。

目前张宪义博士可考虑先勾画出回忆录的结构与写出第一稿的章节，由此逐步充实内容。由于必须深入阅读美国相关解密档案，调阅当年中科院的档案，尝试访谈当年曾经了解部分事情过程者如欧阳敏盛、周仁章等先生等等，皆不简单，加上对于张宪义博士当年赴美的动机、过程与影响，仍有不少不同与反对意见，因此所花心力将超过张宪义博士现在的想像。不过，凡事起头难，一旦开始，便可一步步地走出来。

建议张宪义博士可尝试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慢慢再整合起来，至于出版与销售是最后的技术性工作。过程中如果张宪义博士寻找到适合的历史学家合作，已经有了基础工作，我亦愿意完全地配合。张宪义博士是虔诚基督徒，可将此事放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旨意与祝福。笔者相信经过这个过程，张宪义博士会发现他自己也会有新的发现与新的看法。

本文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五之23〉，叙述至1985年12月30日。本文时序进入民国75年（1986）。

※1986年大事记（续）

★1月1日，元旦团拜，历时十分钟。下午5时，总统在七海召见，指示与闲谈：一、应加强中共军方改革情形。二、垂询上将级军官生活应予照顾。三、许历农应予培养。四、政战学校应多研究马列理论。五、本省籍军官党性、党德坚强者，应培养为地方行政及党务干部。六、本省籍监察院副院长黄尊秋为道德好的正直人士。七、本省籍党政干部间相互斗争，纠纷很多。八、省主席邱创焕为人尚忠厚。九、对刘寿公（安祺）及尹杰夫（俊）时常怀念。十、沈昌焕（总统府秘书长）、汪道渊（国安会秘书长）中午一同与国防部高级人员午餐有益。十一、、蒋夫人有信谕示纬国可出使南非，拟于四月间决定，不必等到退役。十二、谈及阿根廷出售潜艇事。

我们不清楚民国75年元旦，经国先生在这一天中还见了哪些人？未来要做这段时间研究的历史学者，须去美国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查看《蒋经国日记》。此处，下午五时，总统在七海寓所召见，谈话范围广泛，说明郝柏村是很得经国先生的重视与信任的，主题多是军方有关的人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郝柏村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关于本省籍干部的任用议题，经国先生所着重的似乎在于其是否忠厚老实，可能对于本省籍同胞的认识和沟通不是十分足够，而来台的外省人基本上都可以了解他们过去的情形以及交友的网络，考核起来准确度高。

国民党开始起用本省籍干部早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前后，时人称「催台青」或「吹台青」（黄信介说「会吹牛的台湾人青年」），当年获不次提拔的如许信良、吴敦义、吴伯雄、赵守博等皆2、30岁，而黄尊秋、李登辉、林洋港、邱创焕等3、40岁。后来证明这是一把两刃的剑：第一，提拔的本省籍青年不是系统化的、有计划的、从基层组织开始的，而是个别的挑选。

我们不清楚当时产生这些年轻的本省籍干部的过程和原因，但是从结果论，相当成功，除了李登辉、许信良后来的选择不同，其他人多数对于国民党的忠诚与贡献非常的大，如果不是这些人，国民党就完全是一个外省党。但是问题在于，经过了4、50年，台面上还是这些本省籍大老，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本省籍干部「升官谱系」，说明国民党缺乏一套组织工作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完整思想、政策与执行能力。

笔者认为这是国民党一直不能和台湾人民与社会融合的一大问题，以至于国民党到现在还在依靠军方与外省人为支持主力，产生内部严重的同质性结构以及在思想情感上的不断近亲繁殖，难以融入异质性养分，这样的同质性就产生了无意识的盲点，容易看自己人都是对的、好的，非自己人就基本不能信任，而且坏人居多。

第二，在「吹台青」的同时，并没有同样有系统地提拔外省青年的「吹外青」，使得经过了4、50年，台面上主要还是这些外省籍大老和他们有关系的后代，许多中低层外省人心里积累的怨气非常地重，这一大群被国民党有意无意放弃与利用的外省「边缘人」，形成了近年来的台湾红统派、亲中国派以及韩国瑜支持者（韩粉）的主要成员，他们像大陆作家白桦所说的：「我爱党，可是党爱我吗？」这些人中多数没有参与政治经验，缺乏足够的领导与组织能力，经济属于退休金收入群，只能是投票部队，没有选择地看见国旗、党徽就跟着走，被长期以来担任国民党的官员、立法委员、议员以及深蓝名嘴等的既得利益者所鼓动与动员。而这些人又由于家庭背景与意识形态，无法接受台湾独立（不论真独、缓独、不统），因此又被民进党与台湾独立人士所排斥、所忌恨，形成一大群遍布海内外的深蓝激进分子。

笔者认为台湾社会中的省籍情结在所难免，但是搞到今天变成「蓝绿敌我关系」，基本教义派台湾独立人士的激烈反中言行以及一再利用无所适从的外省人的国民党核心分子具有同等的责任。

至于刘安祺（1903－1955）、尹俊（1909－1987），都是国民党忠贞军人，二人在战败中跟随蒋介石来台，可谓板荡识忠臣。他们都担任过金门防卫部司令官，刘安祺做到陆军总司令，尹俊做到警备总司令，皆为上将。笔者比较了解刘安祺的历史，1949年他任青岛绥靖区中将司令官，6月份国军从青岛撤退，带了大批山东人来台，据他回忆录中说，他派人去到处拉人上船，拉多少是多少，笔者手中一时找不到他的回忆录，记忆中有十万之谱。

后来台湾到处有山东人（尤其是军警界），台湾人开始吃面食，就是受此影响，整个改变了台湾的饮食文化。笔者幼年居住芝山岩眷村，雨后新村12号，斜对门3号丛家即山东人，笔者一生爱食面条、水饺、韭菜盒子与葱油饼，并且可以讲一些青岛口音的山东话，乃由此来。

蒋氏父子皆喜欢个性耿直的山东与北方军人，家父曾告知，笔者一时忘记是刘安祺还是王多年，担任金防司令时，不喜参加政战课程，被人告状到蒋公处，蒋公问其所以，该司令官说：「俺什么道理都不明白，但只明白一件事！」蒋公问是何事？该司令官大声回答：「俺只知道效忠领袖！」蒋公大喜，以后该司令官即不用再上政战课了，因为已经完全达到了政战最高境界！

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中午与国防部高级人员午餐，经国先生说这样「有益」，说明过去总统的重要幕僚和军方高层的往来很少。由于高层官员之间的往来皆受经国先生的注意，以免形成派系，所以当年如果不是上面授意，这些人是不会主动地聚会的。这是否是受到大陆时期，国民党内部有几大派系如CC、政学系、土木系、三青团等有关，不无可能。

这也说明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是总统制，并不是双首长制，许多事缺乏明确规则，需由总统指示办理，行政院长明显缺乏政治权威，弱化为总事务官，这个形式的缺点就是中低层事务官最了解问题之所在，却不能有效提出意见，甚至有权直接处理，而需对待不了解实际情况的高层官员来主导方向。

这在中共方面亦同，尤其是毛泽东时期，一切以他的意思和指示去办，周恩来则亦步亦趋。我们从这些现象与其中细节，可以看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人的因素占相当比重，西方国家亦然，但是他们比较有一套明确的、公平的法制和习惯所形成的游戏规则。因此，所谓民主政治，对于如何做好一件事，在非西方国家中其实比想像中难得多。

温哈熊上将（右）接任联勤总司令，左：蒋纬国，中：郝柏村。（黄绍川摄）

关于蒋纬国（1916－1997）的去处，蒋夫人有信谕示可出使南非。此事变得错综复杂，说明蒋纬国已经事先联络蒋夫人，要求能有较好工作安排。之前蒋纬国已卸任联勤总司令，由经国先生看重的温哈熊中将接任。此时70岁的蒋纬国在过渡时期的联训部上无实际工作可做，他如果去南非，也等于耗掉晚年生活。

★1月3日，胡炘来谈，年来由于新加坡经济不景气，急欲拉拢与大陆关系。又谈及李光耀总理一意培植其子李显龙，因而非常注意台湾对蒋孝武的谣言与攻讦。

新加坡代表胡炘曾任总统府侍卫长，其子胡定吾毕业于台大，留美后取得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财务管理硕士，1980年代中期回国后即任金融机构高职，后长期担任中华开发银行总经理。蒋孝武当时因外界谣言牵涉江南案，经国先生决定派其出任新加坡副代表。在郝柏村日记中，我们没有看出蒋孝武和江南案的关系，郝柏村亦没有说蒋孝武没有涉及江南案，使得整个事情扑朔迷离。至于李光耀很早即欲培植李显龙，外界一直不明情形，看郝柏村日记才知属实。

★1月6日，接见美中情局东亚司长葛瑞礼，他谈及美国对自由中国及共产中国的双重标准，表示并不赞成，另对我在滇缅边区的情报活动并不反对，并认有其必要，但应与鸦片走私断绝一切关系，余亦当面提出保证。参加俞院长宴请高华德晚宴。

美中情局东亚司长葛瑞礼由于工作需要，对于我方在滇缅边区的情报活动表示支持。该地区的情报工作长期由情报局派出，江南案后，情报局改制为军事情报局，由郝柏村参谋总长节制，所以郝柏村可以向中情局东亚司长挂保证绝不涉入当地非常普遍的鸦片（俗称白粉）交易。

1986年01月17日美国联邦参议员高华德（左）偕同助理等八人，坐美国空军专机到达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时，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在基地迎接。（中央社摄）

俞院长为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高华德（Barry Morris Goldwater，1909－1998）为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长期坚定支持中华民国。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决定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与中华民国断交，高华德在最高法院提告卡特，主张总统不能在没有国会通过的情况下中断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最后最高法院宣判高华德败诉，认定外交关系属于总统的政治考量权。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