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龙城飞专栏／郝柏村回忆录的记载──也谈张宪义事件（五）【23】

1962年，省立博物馆装修完工恢复开放，省主席周至柔（左2）亲临剪彩后参观馆内展览。(征信新闻摄影组摄)

前言：

前文〈五之二十二〉刊出后，关于笔者提出当年公费留学生的长期问题：「许多父母告诫子女，出国后就不要回来。笔者曾问过家父，如果大家的子女都不回来，中华民国由谁来守护和建设呢？」张宪义博士感性地回应：「读到这里，我忍不住哭了。我记得于民国56年在清华参加由吴大猷院长（1907－2000）主持的现代物理暑期讲习班的结训座谈会上，有位同学问有关教育部因公费留学生学成依约归国服务偏低，建议取消的问题。吴院长表示拿到博士学位还不算是人才。再说只要国内的研究环境好，人才自然会回国服务。说到此时，话锋突然一转说，国内老一辈的负责科技研发的这些人，不走的话国内的研究环境无法转好。紧接着我问，研究环境要转好是要靠人才的，如果在国外的人才要等到国内的研究环境转好后才回国服务，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时，吴大猷院长面有难色。幸好王唯农系主任（他是公费留学生和林尔康老师一起学成归国服务的）把话题转开后，结束这场和吴大猷院长的座谈会。」张宪义博士的激动反应说明他去国33年多，心理的关切仍旧在他出生的中国以及成长的台湾。张宪义1943年生于中国海南岛，当时是日据台湾末期，张宪义父亲张曜能先生为台湾总督府交通局公路局技师，被派往海南岛工作，日本战败后，1946年全家搬回台湾，张曜能先生担任中华民国空军机械士官。张宪义有相当曲折的生命历程，笔者可以说他是站在日本、中国、台湾、美国四个十字路口中间的一个人，他先后有日本、中国（中华民国）、美国的身份，而出生在战乱的中国土地上，他有他特别的人生感情和视角，笔者认为和大多数的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笔者鼓励张宪义博士及早写下他自己的回忆录，加上各式各样的解密文件与新闻报导，至少应有500页。现在的《核弹！间谍？CIA》可能系由于陈仪深教授倾向台湾独立的立场而取的书名，误导性很大，这本书只能做为张宪义自撰回忆录的注脚。

关于台湾长期以来年轻学子流向美国的议题，一方面这是开发中国家的典型问题，人的流动是单向的，由穷国、弱国流向富国、强国，另一方面，台湾长期面临来自于中共的军事行动的重大压力。然而自1990年前后，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至今估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管理层与资深技术人员由美国留学与工作者回国组成。另一方面，大家只要查看台湾的主要国立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教授、学人以及政府部次长级以上高级官员和中科院、生技中心、工研院、资策会、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等的高层主管与资深研究人员，70、80％以上拥有美、英、德、日的大学博士学位，就知道台湾的现代化发展除了政府的良性领导，主要人才来自于先进国家的教育与工作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台湾有一个特殊历史契机，就是威权政治下的菁英分子得以长时间投注在重大计划上，在蒋经国主政时期，孙运璇、李国鼎、赵耀东、吴大猷等人宿夜匪懈，建立起台湾重要产业基础。反而在民主化以后，由于选举频繁，官员三日京兆，人人为利为权所驱，理想化人物完全被淘汰掉，国家长期建设亦难有根基。这个问题无法可施，尤其台湾人民享受全世界最好的、平等的健保与劳保制度，是中产阶级与小康社会的基础，这其实符合中国文化中的理想社会型态，而如此要脱离安定小确幸生活而去冒险投资、发展、创新者，由于风险过高只能是很少数的人，这使得台湾社会将日益缺乏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大陆和美国构成台湾外销近80％市场，因此介乎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是台湾中短期内最佳组合。国民党方面如果一时没有返回中国大陆发展的想法和计划（笔者一向主张国民党应回大陆重新出发），就应缓和统一音调，寻求美中台三方的平衡点，以及调和蓝红绿族群之间的嫌隙与冲突，专心建设台湾，如此台湾的政治、经济皆可有稳定性，以此主题诉诸台湾人民（以及中国大陆人民），2024年大选仍有相当机会。至于民进党方面亦可参考笔者的建议，和中共方面保持基本良性对话，绿营媒体和电视台考虑逐渐减低绿红、绿蓝间刺激性发言（尤勿受中共党媒诱骗），降低将台湾视同美国海外属地的感受，维护台湾的主体性，如此逐步维持台海安全，台湾可以有比较安定的环境，而以台湾族群人口比例而言，民进党长期执政机会自然比较大。

贺立维博士回应：「有关您在文中所述，此事说明国防公费留学生的长期问题，即一些人出国后不愿意依合约回国服务，而宁可非法不归，使得政府只有以其眷属留置台湾，形同人质。我的观察大约分为这几种状况，如在规定的时程内无法完成学业，若遵守法令依时返国，一则很没面子，一则学弟都升上去了，在宦途上前途无望。有些只好滞留国外来继续完成学业，但此时公费已断粮只好挺而走险，或到餐馆或到一些非常辛苦的场所以非法打工来继续完成学业，则更影响完成学业的时程。当完成学业后既使毅然返国，则要接受国家法律的惩处，对未来的升迁影响也很大。又因公费派出国的学生，多为已婚，配偶必须留在国内，而滞留国外时为了身份问题，有时就匆匆的与具有身份的当地华侨或外籍女性结婚，这又犯了重婚罪，那就更注定无法返国了。」立维兄提出的实际情况是外界不容易知道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不过当年公费留学生的处境确实不易。其实政府不如让眷属出国，放宽博士年限，安定公费生的生活，最好是来去自由，如此应可增加公费留学生回国服务比例。虽然对于一些公费生不依规定回国，不予施以惩罚条例，对服从政府规定者不公，但是对滞留国外的年轻学子施以惩罚，甚至发布通缉，必然带来其个人与全家的终生污点，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

笔者留学美国时，适逢大陆开放留学，因文革中断大学教育几达十年，大陆来美国留学者，多属中年以上，甚有白发苍苍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留学期限只有一年，八人住一间学校提供之学舍，食宿皆由国家负担，另外国家给予20美元一个月私人开销，其中辛劳非外人可以体会。笔者有一天见他们将距离二、三公里之外的超市手推车从该超商一路推回住处，形同短距离「长征」，我见到大为吃惊，告诉他们这是超商的财产，不能这么做的，他们说没有汽车，怎么办呢？我立刻安排台湾留学生从此带他们每个周末一起去超商采购，后来还一起出外郊游，相处愉快。不久，他们中便有人私下告诉我，留学一年时间实在太短，问我能不能帮忙延期，我当然没有这个办法，他们大失所望，原来他们看我这么积极能干，为人民服务，一定是「革命分子」，属于校领导班子中至少副秘书长一级。大家要了解，那时文革才结束三、四年，革命与阶级意识都还非常强。我有一位大陆周姓同学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大学校长，1981年左右，我们在美国麻州大学的校园里为了蒋介石、毛泽东谁比较伟大还大吵了一顿，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幼稚，不过那个时代就是如此。他们的眷属都在国内，因此回国比例很高。笔者回顾此事，比较两岸，其实颇为难过，我们民族之间互相斗争杀伐百年，却人人渴望到美国，到了美国，突然发现我们之间什么仇恨矛盾都不见了，反而他乡遇故知，备感亲切，还可以互相帮助。

本文：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五之二十二〉，叙述至1985年12月23日。

1985年大事记（续）

12月26日，今日作战会报，纬国特对余到参谋本部以来的作为表示赞扬认为是第一个重视作战问题，一切以作战为中心的战备整备政策，余固不敢当。但回顾到台后历任参谋总长，周至公确立军事制度，奠定重建现代化革命根基，以后历任参谋总长均照领袖指示去办事，真正的参谋总长是领袖自己当的。

（蒋纬国公开称赞郝柏村，郝伯伯乐不可支。周至公即周至柔。政府迁台后，1950年3月蒋公复行视事，以周至柔为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1954年7月，周至柔调国防会议秘书长。1957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62年，任总统府参军长，1967年，任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8月29日病逝。骨灰坛移置于美国纽约海德公园附近庄严寺内。

关于国民党来台后，在军队中参谋本部制度的建立，笔者认为应是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引进美军参谋与作战系统的制度有关。此事相当重要，牵涉到军中作战人事训练、任用与升迁的一套标准作业，而以作战参谋、规划与运作为其中心任务。对于中华民国军事的现代化，在制度与管理方面，是一大跃进。回顾大陆时期，国民政府军队制度与管理落后，应是抗战不利以及内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时期毛泽东倡言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及全民抗战在鼓励人民士气上有益，但是当时中国军队必须及早在制度与管理以及作战参谋与运作现代化才是根本（毛泽东的农民战争仍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形式，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及列宁史达林的经验，其中只要看中共部队入城时以秧歌舞带头即知）。对于此事，笔者认为抗战时期美国史迪威将军在这方面的原则上是正确的。

周至柔于1957年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5年后即闲置，病逝后骨灰坛移置于美国，并未依军中惯例一级上将埋骨于五指山。此事应有内幕，可能和蒋经国（1910－1988）与陈诚（1898－1965）争权有关。众所周知，政府迁台后，主要建设计划与人事皆由陈诚掌握，且成效良好，美方亦十分注意。周至柔于省主席内颇有官声，传出可能继陈诚后接任行政院长，此事引起蒋经国不满。政府来台后，参谋总长继任省主席者似仅有陈诚与周至柔二人，另外一人即是参谋总长后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有关陈诚与蒋经国事牵涉太广，和本文主题无关，不再论说。郝柏村在日记中记述此事，有两个可能，一是郝柏村不了解当年有关陈诚与周至柔事，二是郝柏村有意为周至柔做一点回复名誉的工作。而郝柏村说「历任参谋总长均照领袖指示去办事，真正的参谋总长是领袖自己当的」，此话亦可有两解，一是宪法规定总统为三军统帅，二是反映我军参谋总长在指挥体系上事实只是领袖的执行官或高级传令兵，这在两蒋时代尤其如此。有关事宜读者可参考近日正在销售的《高级传令兵：刘峙将军徐蚌会战战时日记》－笔者按）

12月30日，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今日访问中科院，余以兼院长身分予以接待，座谈时萧委员与黄委员发言提出意见，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一是不了解真正状况；二是为满足私欲。我以平和的语气，解释事实的真相与政策的精神，亦暗含有教训之意。吾人今日做事一以国家利益为首要，对于少数立委的特权观念，要以理直气壮的态度应对。余讲话毕，所有的委员们都鼓掌同意我的说法。

（萧委员与黄委员应皆为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委员可能为黄天福，黄信介胞弟，黄信介因美丽岛事件正在服刑。至于萧委员与黄委员提出什么意见，笔者相信其看法与表达方式必然和坚定国民党干部在动机、口气与意念上大相迳庭。本来这是民主国家正常之事，但是当年双方关系不洽，彼此敌意甚重，让历经抗战、内战、八二三炮战、以及积极领导中科院发展现代化武器的的郝柏村难以忍受，郝柏村认为反对党提出意见的方式为「满足私欲」，且为「特权」，反映其内心极为不满。笔者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上中共慢慢开放政治参与，当有非共产党人提出尖锐刺耳的意见时，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长久习惯于共产党一贯正确的老百姓们一定会极难忍受，认为这些人为「满足私欲」，且为「特权」－笔者按）

12月31日，综合果芸寄来余访美反应与评估：一、丁大卫：郝总长此次访美较上次更为成功，已为中美双方友谊创下最高峰；二、班立德：伍佛维茨及何姆斯均初次与总长会晤面谈，均称对总长之坦诚正直留有深刻印象；三、阿美他琪助理部长：总长访美增进了中美军方高层的了解，中共当然极力反对，因为这会损及他们孤立你们的谋略；四、凯利副助理部长：总长访美成果丰硕，奠定中美军方友谊关系及合作气氛；五、总长之访美，在国务院留下诚恳、务实、负责、客观之印象，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访问。

（驻美采购团团长果芸搜集报告前次郝总长访美总结，基本上笔者相信果芸所说应符合事实，因为郝柏村本性如此，尤其经历各种战役，为同级美国将领所佩服。美国人多属英雄主义，上将、中将多如牛毛，然若无实际战场经验，多为同侪轻视，因此军人之间惺惺相惜，自属自然。不过，郝柏村访美效应将随时间而递减，因为访问重点不应放在郝柏村个人的荣耀上，而应寻求和美国军方和中情局建立长期的交流机制，并且订定具体合作目标与方法。笔者认为，我方需要在台美军事与情报工作上寻找特定项目，范围不需大，集中资源，但对美方极有吸引力，才能不断地产生彼此跟进工作（follow-up）。果芸跨足的范围主要在武器采购，美国人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自然门前来客不断，甚至赶不走。

美国军人在政治体制上为民众选出之「俗人」总统领导，且常为中央情报局之谋略所误导，因此除艾森豪总统外，美国军人普遍难以左右政局。近日来之阿富汗美军撤退混乱情况可见一斑，国务院、中情局、军方三头马车，形同三个和尚挑水喝，损失最惨重的仍为军人。多年来，美国军方对文人官员与中情局失去信任感，未来这个问题不易解决。这是美国政府结构的一大问题，由于笃信民众力量，又惧集权形成极权，分权制度下，再好的计划也打折扣。不过，中共批评美国制度，往往失之以自己制度为立足点之主观，美国政治精神正好是要避免集权与极权的后果，虽然带来效率不足的问题，但是美国人绝不肯为政府效率牺牲人民与个人自由。这确实有利有弊，有利处，美国人普遍有自我实现意愿，年轻人不断创新，彼此合作，领导世界科技与应用潮流；有弊处，有过多资产者、能力不足者、不努力者往往在生活方式上陷入不良循环，长期累积下造成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郝柏村参谋总长时代是台湾和美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尤其是1979年美国政府仓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共产党建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官员与一般人民对台湾颇觉歉意，可见美国人个性之善良正直，不愿以大欺小，这个心理与情绪一直维持到今天。某个角度看，台湾因祸得福，相对而言，大陆因福得祸。美国人的牛仔精神喜公开竞争对抗，往往口出恶言，甚至马上就要动粗，欧洲人则很少如此，而中共高层以及一般中国人民面对美国人近年来的恶劣姿态时普遍不知如何「正常」反应，以为双方之后必须互相毁灭，这不是真实的情形，美国人在冲动后是可以讲道理的。中国只要拿出一些领域中之真本事，比如COVID-19疫苗的研发进一步突破，在第三世界中实际地帮助弱势国家建立基础建设，长期留下来提供教育与训练当地人的现代化知识与技能，甚至于进一步，提出互利新构想，让南海相关国家以及台湾海峡渐入安定等等，如此不只美国人，世人自会折服而且钦佩中国－笔者按）（待续）（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