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我家老照片：杨鹏》民国38年来台后的生活剪影

我的父母杨鹏和刘寒梅，摄于来台后数年。如今他们都已过世，我永远地爱他们、怀念他们。（杨雨亭提供）

家父母来台时皆不足30岁，很难想像他们如何能够适应远离国家和家乡，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岛上生活？但是后来，证明他们的适应力相当良好，笔者反思自己的心灵韧性，远不如他们。应该是战乱中的人们锻炼出了强劲的心理和性格。

杨鹏简介

家父杨鹏先生（1922－2012），江苏省六合县人（现已改制为大南京市之六合区），中央大学期间，军统局派入汪精卫政府机关任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军统局重庆市高级干部训练班。毕业后，派任河南省周口市警察局长，内战时遭共军逮捕，未被同事出卖，由于太年轻，共军不知是局长，夜半逃出，夹在沿途难民中，逐步逃回南京。1949年再辗转至台湾，重新任职军统局改制之保密局，50年代任中美合作联合办公处（联公处）科长。保密局之后再改制为情报局、军事情报局。

父亲于1960年派至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任情报官，前后三年多，期间发生周鸿庆事件，大使馆重要干部皆遭层峰撤回台湾。之后派任香港站长，全站遭香港英国情报单位破获逮捕，属下皆遭刑求。退休后任美国北加州站长，江南事件发生后，完全离职。

父亲一生正直勇敢，惜所生时代如此，虽感命运乖桀、有志难伸，然比之1949年后绝大部分留在大陆的家人、同胞已经好得太多，是以父亲一生多能保持开朗乐观。父亲一生经历抗战、内战及两岸对峙，尝云近代中国人最为不幸，且对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台湾人之间内斗不已，颇感失望。晚年撰写回忆录，过世后由子女整理出版《见证一生》。

我的妈妈，非常爱美，这是到台湾以后拍的照片。那时候的照片都要求照片馆师傅「修照片」，比如说口红，应是在照片上描红的。由1950年初妈妈面容和眉宇间的喜感，相对于我们今天许多不同族群中的同胞们经常有的忧愁和愤懑，我非常佩服妈妈那个时代与环境中的人们，他们没有被战乱流离打败，反而卷起袖子，重新开始，而且相信一定会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这符合《圣经•箴言》中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父母亲和许多在大难中逃离大陆的人们，来台后生活于贫穷简陋的眷村中，但是我可以见证，从1950到1980年代，台湾社会中一直有一种积极奋发图强的精神。（杨雨亭提供）

家母刘寒梅女士（1922－1994），四川成都人，1949年大陆陷共，携三子不及逃出，留于老家六合。1950年苏北土改前，母亲只身南下逃至香港，滞居调景岭（吊颈岭改称，因大陆逃难者思乡及生活困难，上吊者多而成名）。母亲联络上于台湾之父亲，返至台湾，居情报局眷村雨后新村12号。母亲一生思念留于大陆三个儿子，其实皆于大跃进中先后饿死，母亲在世时父亲从未告知实情，只说去黑龙江不知下落。母亲一生善良，极有爱心，烧得一手好菜，常常交代我们子女要善待本省同胞，因为当年抗战期间，四川人颇受外省人气，来自沿海的官员、知识分子多瞧不起四川人语音奇特、个儿头不高，引起四川人要外省人「滚回去」。可见中国幅员广大，各地人文差异很大，所谓外省人、本省人之间有所扞格，其实是正常现象。只是到了台湾，所有大陆人共同形成一种外省人，才使得台湾社会中之省籍之分比较明显。母亲影响了子女，我的妹妹嫁本省人，弟弟娶本省人，皆一生婚姻幸福美满。

那时候，大陆来的女人习惯穿旗袍。曾有一位本省作家描绘，光复以后，常看见外省女性穿着旗袍、高跟鞋，勾着一位穿着整套西装的外省男性在街上走路，这光景，在日据时代是看不见的。后来台湾社会慢慢变迁，这样特殊的景色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就消失了！不过，这说明在大陆时期的大城市中，可能生活稍为过得去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可以看出当年国民政府时期男女平等，甚至女尊于男的现象。（杨雨亭提供）

郊游时，也穿旗袍。可以看出她们站立挺直，表现出勇敢的气质。（杨雨亭提供）

笔者反思：

由于1947年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先后由大陆来到台湾，以及之后从舟山群岛、大陈岛和泰缅孤军等撤退来台－称为台湾社会中外省人的，数目约在100到150万人（也有估计150到200万人之谱），是当年大陆五亿人中的千分之三左右。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们，日后证明是中共推动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以及文革等大规模政治运动下的幸存者和幸免者。他们到了台湾，是跨海而来的中华文化携带者（culture carrier)，和本省同胞结合，枝开叶散，几十年中在全世界都有着他们的足迹，许多表现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