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大陆经济转型的阴影（庄奕琦）

大陆经济。（shutterstock）

最近大陆经济情势备受国际瞩目，从官方重手整顿电商、补教业、游戏产业，到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大型民营企业纷纷捐出巨款，再到近期的限电，冲击一波又一波，让外界更难看清大陆经济未来的展望。

2020年底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完成历史阶段任务后，接着提出中国必须在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朝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如何看待此一重大政策宣示的意涵及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实值得关注。

中国自1979年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重大发展，每8年经济成长1倍，整体经济翻了32倍。但城郷差距与所得分配不均现象却持续扩大，城市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高达3.35倍。2019年根据中国官方公开的吉尼系数为0.465，实际数字应该超过0.5。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份报告就称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数据，中国目前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近31%的财富，高于2000年的21%。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的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达1058位，总人数全球第一，超过美国、印度和德国的加总。2020年5月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只 有1000人民币左右。此数据也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快速经济成长的背后是极度的分配不均，难怪脱贫后接着要追求共同富裕，成为当前政策的首要目标。

经济发展是中共专政下取得执政基础的硬道理，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经济面上，城乡发展差距以及所得分配的不均不利于被视为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以增加消费主导的经济内循环的发展转型。政治面上，民营企业逐渐主导经济体系，市场力量凌驾于党中央领导，国退民进的结果危及中央集权的政治稳定。社会面上，所得两极分化严重危及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动摇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发展的逻辑，第一次分配应该适才适所，依能力分配所得，发挥最大效率把饼做大，再透过第二次分配，以建立健全财政分配与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制度，移转并重分配所得以降低分配的不均。不均的产生与初次分配的发展策略息息相关，中国经济的改革是采不平衡的发展策略，让一部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先富起来，再加上利于中央控制实施的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注定了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均（包括教育、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不可避免。

再加上中央集权体制缺乏适当的财政分配制度与公平的社会福利保障，使二次分配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二次分配不但需要有良好的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规画，也需要长期经营，旷日费时。第三次分配遂成为短期的救急措施，即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

大陆官方在做法上以反垄断之名、保障消费者使用数据、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等理由，以国家的力量打击大型民间企业，企盼同时处理政治与经济的难题。造成如腾讯、拼多多、阿里巴巴等大型民企为配合中央政策出台，相继宣布大笔捐款回馈社会即是首部曲。

以第三次分配政策来处理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实属饮鸩止渴，尤其以国家力量强制主导，长期将对以民间部门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反诱因作用，影响深远。且当市场愈来愈无法预期政府政策的走向时，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弥漫和增加更不利于市场的深化改革。对于目前急需转型的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无疑蒙上一层抹不去的阴影，结果恐怕离「共同富裕」的愿景只会愈来愈远！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