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染指公视的新政媒威权（黎家维）

公视。(本报资料照)

文化部公告《公共电视法》修法，主要内容除了董事会规模瘦身，以及降低董监事选任通过门槛外，更夹带董事长由行政院长官派、新增国际传播服务及交流业务，并放宽政府每年补助9亿元上限限制，让人看了不禁「眉头一皱，发觉案情并不单纯」。民进党政媒不分早已为各界与自己人诟病，然此修法不仅再次公然踩踏民进党自己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的长期主张，甚至还有效法大陆「大外宣」的影子，恐让公广集团沦为执政者内外宣传的工具。

文化部若为解决董事会运作效率与董监事经常难产的问题，修法谋求解决，实无可厚非，亦非无讨论空间，毕竟此为现行制度运作久存的老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与董事长官派毫无关系，不论过去民进党委员或行政院版修法提案均未见此主张；即便世界各国公共电视组织亦是首例。或许立法理由也如同陈时中部长回应混打高端疫苗的答案一样，担心「台湾永远没办法走在最前面」！

被视为宣传天才的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深知掌握宣传对控制民心的重要，他曾说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在台湾防疫与疫苗采购政策的内宣上，我们似乎看到戈培尔的影子。

当然，戈培尔更深知媒体多元对掌权者的监督与杀伤力，因此毫不讳言地说「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事实上，世界上只有像俄共、中共、北韩与纳粹德国等共产与集权的政体，才需要由政府直接伸手媒体进行控制。因为他们深知控制人心对巩固自身地位与达成政治目的之重要，并把媒体视为国家宣传的工具，尤其不容许其扯后腿；这与民主国家将媒体视为监督的第四权，恰成强烈对比。

台湾过去不是没有经历媒体被政治渗透的教训，但一手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民进党，却在推倒旧权威之后，想方设法步上其后尘。尤其行政院长苏贞昌伸手介入媒体之例屡见不鲜，包括直接要求NCC严查假新闻，在中天新闻台换照事件及后续频道归属问题上，也不难看到其下指导棋的身影。最近镜电视新闻台申请案更传出NCC主委护航，导致外审委员罢审风波。独立机关的NCC尚且摆脱不了政治黑手干扰，苏揆与民进党政府要进一步抓牢公广集团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蔡政府或许同样从大陆对台的「认知作战」中获得启发，自己反成为大陆「认知作战」与「内外宣」的「忠实信徒」，并对此深信不疑。当大陆加码要「讲好中国故事」，公广集团也扩大了国际宣传的功能，还解除了捐款上限的枷锁，是否也打算如法炮制，想要在国内外「讲好台湾故事」，甚至「讲好民进党故事」？

完全执政下的民进党，已经随心所欲。喊着党政军退出媒体，掌权后却自己伸手媒体；修法降低公投门槛，被民意教训后却要提高门槛，阉割公投权力；立委选制、修宪门槛，同样如出一辙，在野是一套，执政却又是另一套。制度障碍不打紧，强势修掉就好。

一手掐死了不同声音的中天电视，制造寒蝉效应，另一手又向公广集团伸出魔爪，把公共资源当成自己政党的宣传机器，一个政媒不分的绿色新威权正在快速成型。政府掌控公共媒体，在民主国家中，台湾已是唯一；只有跟集权国家相比，才需要担心有没有走在前面！（作者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