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 不能僅抽象辯論

废死与反废死的争辩，不能仅有抽象的议论，否则任何一方所谈的Ａ案，可能被误解为相反的Ｂ案，争论的具体案例可以用「捷运杀人案」来当作例子。倘若我是被害人，我可能会对以下论点提出反驳：

一、基于人性尊严，不可剥夺生命？这种论点无非就是在前提上就命定「废死」，其他不用谈。但人性尊严在我国宪法上却未明定，它最少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自主、自律、接受自己的选择」。可惜这一部分被严重忽视，以至于闯红灯被开罚单的人也主张他的人性尊严被糟蹋，只要对己不利的，都可以无限上纲到侵害人性尊严。这种概念已经是无物不可生了，故也无法生出任何具说服力的意见。

二、国家不可杀人，否则就跟杀人有罪的规定相矛盾？虽然如此，但国家却不否定为了正当防卫，必要时可以杀害杀人者。故其实不是国家杀人，而是「国家代替被害人正当防卫」，因为被害人已死，倘若国家还不能替他争取「你在被害那一瞬间的权利」，那国家的存在对这个被害人有何意义？虽然这种正义是迟来的正义，但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对杀人者的同害报复，不就是回复正义吗？宽容者若对于「不宽容者」必须挺身反抗，那国家为何不能以杀止杀？

三、死刑没有威吓力？诚然，从长期来看，死刑没有绝对的威吓力，多处死刑不一定会减少杀人罪。处罚窃盗，长期来看也一样不会降低窃盗罪，但我们应该废止对窃贼的处罚吗？当然不能，因为犯罪的原因非常多元，我们尚无法知道真正的犯罪原因是什么，故无法用处罚为手段，或以矫正为手段，希望能将整体犯罪率降下来。此外，死刑对「一般潜在犯罪人」的威吓力虽然不足，但对「个别犯罪人」的威吓力，却十分确定。我们从死刑犯都要求废死，而不是主张冤狱，即可知道，死刑其实对个别犯罪人有莫大的威吓力。我们从一般生活经验中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死刑难道不是对极端过错者的惩罚吗？故死刑对应的极端过错，乃不可触犯的规范问题，不是成本效益问题。

四、被告无辜、社会有罪？极端左派的说法常认为，人是基因、家庭、教育与环境的产物，故错不在个人，在于社会，这是一种「个人可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说法。但若任何人都可以不必为其行为负责，则社会共同生活将无法持续，规范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求各人为其行为负责。我们冷静看待罪大恶极者，莫不是从持续违反小规范开始，继而重要规范，以至于最后触犯红线规范。我们既要维持社会运作，怎么可能没有规范，又怎么可能不让被告为自己行为负责？

五、欧洲有许多国家已经废死，我们也必须废死？欧盟有其二战前后的历史因素以及经济同盟等诱因，但亚洲仍有几个重要国家并未废死，废死与否牵涉的是国民法感情与法价值问题，即便有废死议题，也应由「国民公投」来决定，怎会由大法官几人就决定牵涉整体国民法感情的事务？

六、死刑有可能误判？诚然如此，但这是事实问题，不是价值问题。倘若担心误判，即不应处以极刑，或者处以低于极刑的其他刑罚，如终身刑等，我们为何要以事实来翻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