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悲哀吗？应该悲哀吗？
1994年，身为中华民区总管的李登辉接见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时，说台湾自古以来都被外来政权（包括中国）统治，台湾人无法当家作主，生为台湾人也曾有过不能为台湾尽一份心力的悲哀。从此，所谓「台湾人的悲哀」一词就常被独派提及。
学者李筱峰最近看到国民党大老吴伯雄在会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对胡「反台独」的宣示，唯唯诺诺的情形，心有感慨，说：「外来统治集团有『吴伯雄们』这种土生土长的脚色在帮他们搬道具、跑龙套，让他们得以顺遂达到其政治目的。台湾人的最大悲哀就在此！」（见李所撰「吴伯雄忠奸辩」及「台湾人的最大悲哀！」二文）「台湾人的悲哀」又再度被提及。这让我想起一个放在心上很久的疑惑，那就是：有所谓「台湾人的悲哀」这回事吗？
所谓「悲哀」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谈到「台湾人的悲哀」时，有三点要先厘清：
第一，「台湾人」应指全部或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是少数的台湾人。
第二，「（我认为）台湾人悲哀」和「台湾人自认为悲哀」有所不同。前者是说话者的判断。后者则是台湾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我认为）台湾人悲哀」必须以「台湾人自认为悲哀」为前提。如果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悲哀，说话的人就不能说：「（我认为）台湾人悲哀。」如果说话者明知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悲哀，仍然说「（我认为）台湾人悲哀」。那这句话就相当于「我为台湾人的处境感到悲哀」，意义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认为）台湾人悲哀」这句话有岐义。在通常情形，即台湾人自认为悲哀」的情形，「（我认为）台湾人悲哀」这句话是说话者对于事实的客观报导。其意思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台湾人确实感到悲哀。」但在例外情形，即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悲哀的情形，「（我认为）台湾人悲哀」这句话是说话者对于事实的主观评价。其意思是，「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悲哀，但我认为台湾人应该感到悲哀。」因这种感受太过于主观，已达到自作多情的程度，故属于例外情形。
一、台湾人自认为悲哀吗？
先谈台湾人是否自认为悲哀的问题。几百年来，外来政权生张熟魏，接续进出台湾。大多数台湾人不是逆来顺受，就是逢迎谄媚。台湾人就像十六世纪臣服于西班牙时期的荷兰人，只知道如何作生意赚钱，不知什么如何当家做主。能赚钱温饱，台湾人就觉得足够了、快乐了。
满清政府统治时，台湾人为满清政府效命。连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之乱，台湾人也有参与。1895年满清割让时，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只是一群外省权贵不想让异族日本统治的暂时性措施而已，不是想要永远从中国独立建国。事败后，他们都溜回中国去了。少部分台湾人有抵抗日本人，但不成气候，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愿当日本的顺民，哪有感到什么民族地位上的悲哀？
1945年的二二八事件也是官逼民反的抗争活动，不是为了取台湾独立。这个事件让不少台湾的菁英丧命，但大部分的台湾人还是无动于衷，继续当中国政权的顺民，哪有感到什么悲哀？这六十多年来，台湾人还不是在中国外来政权下，照常吃喝拉撒，安和乐利？尤其，在北京政权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台湾人不是到对岸去旅游，台商不是去投资、艺人不是去表演，往来密切？这几年，台湾的政坛已经没有人再提所谓的「正名」、「制宪」、「统独公投」，更不用说「宣布独立」了。大家忙着看双十节烟火、跨年烟火、元宵花灯，其乐融融。台湾人哪有感到什么国族名分上的悲哀？
总之，从台湾人的主观上看，台湾人对抽象的民族地位，纵有向往，但也不愿流血流汗去争取。台湾人较注重现实利益，外来政权统治治下，经济发展迅速，台湾人温饱之余，甚至能奢侈淫欲。除少数政治异议份子遭外来政权迫害之外，台湾人根本不觉得在民族地位上有何悲哀。
台湾人既然在民族地位上，不觉得自己有何悲哀，那依上述说明，我们原则上就不能说「台湾人悲哀」。李筱峰等有台湾主体意识的人会说「台湾人悲哀」，都是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也就是上述「我为台湾人的处境感到悲哀」、「我认为台湾人应该感到悲哀」的意思。其中含有很多自作多情的成分，台湾人并不买帐。
二、台湾人应该感到悲哀吗？
其次谈到台湾人是否应该感到悲哀的问题，也就是李筱峰等人的自作多情的评价正确，还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包括吴伯雄）的感受才正确？主观评价严格而言没有正确与否的问题，但有某种程度「间主观」的客观性存在。例如「林志玲比许纯美漂亮」这个价值判断，虽没有对错的问题，但应该是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争议比较小。有些意识型态的问题，牵涉个人不同的基本价值观，争议比较多，那就更没又标准答案可言了。民族意识或国家认同的问题，就是如此。
没有民族地位，被外来政权统治或当外来政权的买办是应该感到悲哀吗？答案因人而异。以古时奴隶制度来说，奴隶也有分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快乐的奴隶没有人权意识，甘于被奴隶。奴隶有了人权意识之后，就会感到悲哀，想要自由。被外来政权统治的情形也是类似。被统治者没有民族意识，就甘于被统治或当买办，有了民族意识，就会感到悲哀，想要当家作主。
如上所述，台湾人被外来政权统治惯了，向来不在乎有没有民族地位。李筱峰说当外来政权的买办是悲哀的，这是因为他有台湾民族意识，不认同外来政权。他认为台湾人没有民族地位，又不愿被北京统治，只能在国际流浪，当亚细亚孤儿，这是悲哀的。吴伯雄没有台湾民族意识，认同外来政权，当然就不会感到当外来政权的买办有什么悲哀。
民族意识或国家认同的问题，追根究柢，就是信仰的问题，注重主观的确信，不问客观的真假。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归属的信仰。就像宗教信仰，基督教徒认同上帝，佛教徒认同佛陀，没有谁对谁错一样，李筱峰的台湾民族主义正确，还是吴伯雄的中华民族主义正确，没有客观的标准答案，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但要注意的是，有争议性的意识型态问题虽然没有标准答案，这只是分析伦理学（analytic ethics）的层次。人活在世上，很多事物无法兼得，我们常常必须做价值上的取舍、选择，找出自己的答案。也就是在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的层次，我们还是必须采取适当的立场（择善），而固执之。
台湾人就台湾的处境不觉有何悲哀，而我们应不应对台湾的处境感到悲哀，也无客观的标准答案。但我和李筱峰一样，自作多情，对台湾的处境，深深认为台湾人应该感到悲哀，并进而求取解脱之道。又台湾应不应独立的问题，也无客观的标准答案，但我和李筱峰一样，主张台湾应该独立，深信台湾独立才是台湾人悲哀的解脱之道，并愿以棉薄之力，捍卫这个立场。(2010年7月21日旧稿)
●傅云钦，律师，建国广场负责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您的讨论与声音，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