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报社评》客观认识大陆「集体领导制」

旺报社评

习近平日前主持中共权力核心圈「民主生活会」，李克强、汪洋等成员逐一在习面前自我检讨，并听取习的点评与指示。台湾对中共「民主生活会」的概念太过陌生，也无人关心或讨论，但这场会议透露出的讯息，往往更能反映中共高层的真实动向，值得台湾理解。

今年「民主生活会」官方措辞与往年格外不同，「极不寻常」、「风高浪急」、「泰山压顶」、「重大考验」，表面上是突出今年大陆在疫情防控、经济情势、美国施压等方面的险峻局面，实质上是衬托出习近平的政治判断力、领导力与个人权威，是大陆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关键。

年初疫情与川普抗中，一度让大陆陷入「内忧外患」，外界看出中共的执政危机。但事实证明，习近平治理下的大陆不仅安稳度过了危机，还在西方社会普遍抗疫不力的对比下更显强韧。正如弹簧的原理，遭遇危机时，习核心的权威愈是受到质疑和挑战，一旦克服了危机，习核心的权威就愈加稳固和强势。

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外界看待大陆或中共政治走向，往往受限于「领导人因素」，总是把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能力及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大陆政治演变的关键。在这种思维下，人们只关注某位领导人言行「强硬」或「温和」对中共政策路线的影响，或只注意到体制内「反叛者」或「派系斗争」会不会撼动一党制等。

这种思维存在明显的盲区，那就是忽视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一套具有厚重历史惯性的「决策─执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个人权威固然重要，但这不过是影响体制运行、结构和秩序的诸多因素之一，只是在重大危机或者特殊情势之下，才能突显出其价值和作用。

中共的「个人权威」与「集体领导」是有机结合的，两者关系具有周期性。毛时代以降，邓核心、胡赵体制、江核心、胡温体制、习核心，中共高层权力结构「一松一紧」交替运行，尽管在「非核心体制」的时期，最高层个人权威趋软，大陆的经济社会可能有较松弛或自由空间，但这并不阻碍整个「集体领导体制」基于集体理性的集体决策，而这些决策从未偏离中共政治目标。

例如，胡温体制的10年，大陆照样以惊人效率和举国动员能力，救援四川地震、筹办北京奥运，亦以「零容忍」态度强硬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风波、逮捕和监控各类反体制政治异见群体。以至今日，人们往往只记得胡锦涛倡导和谐社会、温家宝支持政治改革的片段，却不经意忘记了诸如欧巴马在回忆录中披露的，与胡温在各个场合针锋相对的情景。

「集体领导」还具有自我纠偏机制，确保体制不会被个别人破坏，或带入险境。以矛盾最为复杂的中日、中美关系为例，过去20年直至今日，无论是钓鱼台争议，还是号称中美三大矛盾的「3T（贸易、西藏、台湾）」问题，都从未逾越中共处理对外关系的底线。屡屡在某一时期的「强硬」之后，中共领导层都会缓和、冷静下来，即便近期川普、蓬佩奥试图推翻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北京都保持定力，这都归功于集体理性决策。

再以中共处理党内政治问题为例，习的个人权威，本质上是来源于2012年前后北京高层处理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等人的政治决断，这固然经过集体领导体制的「集体背书」，避免中共因高层分裂导致执政危机，更重要的是，习核心的新体制正是上述「集体自我纠偏」后的产物，同样是「集体背书」的结果。

回到当前，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习近平下决心封城，阻止疫情蔓延各省，这是「个人权威」在关键时刻的作用。同时，中共调动和统筹党政军民商，以最快时间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成长、重启社会活动，这是日臻成熟的「集体领导制」效能所在。

中共的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和我们的宪政体制与价值观南辕北辙，尤其政治运作不透明，人民自由权与选择权受到极大限制，非台湾所能接受。但客观而言，中共建政70年来「个人权威」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确实有其「本事」，台湾乃至国际社会都需要客观认识。